阿勒得尔图
“一带一路”与“万里茶道”
因为一种产自中国南方的树叶，数以万计的人与驼队用300多年的坚韧和顽强开拓出一条从中国武夷山脚下到俄罗斯圣彼得堡蜿蜒1.3万多公里的通衢商道。
这条通衢商道就是富有诗意的茶叶之路，也被称为“万里茶道”。
这条通衢商道开拓之初，沿道城市屈指可数，村庄亦是寥寥。然而，随着商道的逐渐繁荣，黄金、白银和卢布让道路两边的城市和村庄逐渐多了起来，最为典型的城市就是恰克图。马克思在1857年写成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人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然而，横贯8个时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通车使这条驼铃悠扬300多年的通衢商道渐渐失去经济价值，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荒芜在尘埃之中。
“万里茶道”的一度沉寂是历史原因，“万里茶道”的复苏与振兴则是时代的呼唤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2019年6月14日，中俄蒙三国元首第五次会晤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自2014年9月11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中俄蒙三国元首第一次会晤以来的5次会晤中，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加强铁路、公路等互联互通建设，推进通关和运输便利化，促进过境运输合作，研究三方跨境输电网建设，开展旅游、智库、媒体、环保、减灾救灾等领域务实合作。
应运而生的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机制和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机制是贯彻落实三国元首会晤精神的必然产物，是高度契合、热情服务、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工作机制。
2016年7月22日，首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会议期间，三国旅游部长共同签署《首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谅解备忘录》，发布联合宣言，举行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成立仪式，从而拉开“万里茶道”跨国旅游、特色旅游、风情旅游的序幕，使沉寂一个多世纪的“万里茶道”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此时的“万里茶道”，已经不仅仅是闪耀着黄金与白银、飞舞着卢布的通商大道，还是一条由历史和时代赋予的荡漾诗情的文学大道，嘹亮歌声的文艺大道，游人如织的旅游大道，发现历史的非遗大道……
“万里茶道”凸显联盟力量
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自2016年成立以来，以“共商共建”的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品牌，使愿景转变为现实，成为三国文化旅游务实合作的典范。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成员也在发展中不断壮大，2016年成立之初的成员单位为中国福建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区旅游部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旅游局，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布里亚特共和国、伊尔库茨克州旅游部门，2017年9月又吸纳中国黄山市，蒙古国东戈壁省、东方省，俄罗斯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旅游部门加入联盟，从而使联盟成员达16家。在即将举办的第四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期间，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蒙古国色楞格省、苏赫巴托省还将加入联盟，白俄罗斯戈梅利州也将成为“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观察员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作为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秘书处，在“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品牌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创新意识相继推出“万里茶道”赤路红盟之旅、“万里茶道”高山流水之旅、“万里茶道”蓝色蒙古高原之旅、“万里茶道”秘宗禅教之旅、“万里茶道”穿行欧亚之旅 、“万里茶道”商帮贾风之旅、“万里茶道”神奇茶路之旅7条精品旅游路线，内容涵盖1.3万多公里茶道上的自然风光和历史遗迹，为不同国度、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创造在“万里茶道”上尽情旅游的各种可能。秘书处还将编制三国跨境旅游线路和产品规划，围绕“万里茶道”打造一批精品旅游景区、开发一批精品旅游产品、设计一批旅游环线，增强“万里茶道”旅游内涵，把“万里茶道”打造成中俄蒙跨境旅游的金字招牌，成为一张亮丽的金名片。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打通“万里茶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万里茶道”起点为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下梅村，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从二连浩特进入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穿越沙漠戈壁，经乌兰巴托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再从恰克图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几个城市，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
申遗中的“万里茶道”
绵延1.3万多公里的茶道上有多少文物古迹令人浮想联翩？又有多少文物古迹需要得到切实保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被提上议事日程。
2013年9月，第二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俄蒙市长峰会在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召开。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来自中俄蒙“万里茶道”沿线31个城市的代表在达成“万里茶道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共同签署了《“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从而开启“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进程。序幕拉开便好戏连台，2014年10月25日，在湖北武汉举办的“中俄万里茶道城市市长高峰论坛”上，“万里茶道”中俄两国沿线城市代表共同签署《中俄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根据武汉共识，中俄双方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世界遗产公约，在“万里茶道”上的历史遗迹保护、历史资料收集、知识产权保护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方面展开务实合作；2014年11月16日，“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武夷山）中俄蒙市长峰会国际旅游联盟城市市长圆桌会议在武夷山举行，来自中俄蒙三国50个沿线城市联合签署《“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城市合作武夷山宣言》，根据武夷山宣言，50多个沿线城市将以万里茶道为纽带，本着“文化传承、经济合作、共赢发展”的联盟宗旨，共同推进“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根据武汉共识和武夷山宣言，湖北省被确定为“万里茶道”申遗的牵头省份，武汉市被确定为“万里茶道”申遗的牵头城市。
武汉有太多的理由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
汉口是17世纪俄罗斯茶商在中国加工茶叶的重要基地。1874年，俄商将早在1863年在赤壁羊楼洞开设的顺丰、新泰、阜昌3家茶厂迁至汉口，顺丰茶厂还在江边辟有顺丰茶楼码头，这是武汉三镇第一座工厂专用码头。同年，俄国茶商改用蒸汽机和水压机制作砖茶，成为武汉地区第一批近代产业，其中泰丰茶厂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外资企业之一，成为武汉近代工业的开端。
据相关资料显示，1861年由汉口港出口的茶叶为8万担，1862年增长为21.6万担，之后逐年增加。从1871年至1890年，每年出口达200万担以上。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的60%，穿梭往来的运茶船队不断进入汉口港，停泊茶船的码头从襄河（即汉水）绵延至甚家矶，长达30多华里。汉口因此被欧洲人誉为“茶叶港”。
1890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来到汉口，清朝重臣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这位未来的俄国沙皇。当尼古拉得知俄商在汉口砖茶厂的税收占整个俄国财政收入的30%时，他说：“‘万里茶道’是一条伟大的茶叶之路，汉口是一座伟大的东方茶港，在汉口的俄国茶商是伟大的商人。”
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致函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同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万里茶道’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可喜可贺。”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贺志亮说，“这是中俄蒙联合申遗迈出的重要一步，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万里茶道”的文学表达
年过七旬的邓九刚是倾注极大热情关注“万里茶道”的内蒙古作家。2000年，他以26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茶叶之路》第一次全景式地勾勒出“万里茶道”的无限风光。已故著名作家白雪林先生认为以报告文学界定《茶叶之路》不够准确，他认为《茶叶之路》是一部很复杂的著作，内容包括清朝经济史研究札记、中俄外交史考证、晋蒙两地经贸交往史探讨、北方文化散文等，难以准确定位，很多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往往都是这样。
继邓九刚之后，美国女作家艾梅霞于2007年又推出一部《茶叶之路》。白雪林认为，虽然两部《茶叶之路》各有千秋，但邓九刚的《茶叶之路》显然比艾梅霞的《茶叶之路》在掌握资料上更为翔实，论点更为准确，思路更为开阔，考证分析更为细致。
《茶叶之路》是邓九刚研究“万里茶道”，讴歌“万里茶道”的开山之作。《茶叶之路》之后，他又相继推出《复活的茶叶之路》《回望驼城》《呼伦贝尔与万里茶道》《呼和浩特与“一带一路”》4部著作。在《复活的茶叶之路》一书中，邓九刚直言不讳地宣称“茶叶之路”是财富之路，在圣彼得堡、在伊尔库茨克、在恰克图、在呼和浩特、在张家口、在山西许许多多的大院中，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财富之路”的确凿证据。驼城是指呼和浩特，《回望驼城》一书集商贸、文化、政治、民族、宗教、民俗、伦理、自然、历史、地理、建筑诸多内容于一体，是一部读懂呼和浩特的百科全书。尤为重要的是，《回望驼城》道出了呼和浩特与“万里茶道”千丝万缕的关系。《呼伦贝尔与万里茶道》阐述的则是“万里茶道”涵盖自然遗产、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文化复合体。《呼和浩特与“一带一路”》记录的是400年来呼和浩特经济和商业发展历程，及其作为一座商业城市在草原丝绸之路和茶叶之路的开拓和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不朽贡献。
纵观邓九刚关于“万里茶道”的5部著作，让人深切地感到贯穿于茫茫草原、漫漫沙漠、莽莽戈壁上的“万里茶道”，虽然一度被荒芜和尘埃所湮没，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万里茶道”将潇潇洒洒地走进小说、走进散文、走进戏剧、走进歌舞，为中外学者、作家、艺术家提供创作的理想空间，而行走在“万里茶道”上的不同国度、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浩浩征程，都将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歌舞中找到属于他们的精神慰藉和心灵抚慰。
“万里茶道”犹如巨大的磁石，吸引着许多作家。
《走进最后的驼村》是内蒙古青年女作家李樱桃费时两年完成的一部2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她一路跋山涉水自费走访曾经拥有20万峰骆驼的呼和浩特市坝口子村、麻花板村、厂汉板村和五路村，这20万峰骆驼中“14万峰至15万峰常年来往于蒙古国和俄罗斯各地”。
《走进最后的驼村》告诉人们，呼和浩特作为一座繁华兴盛了300多年的商业城市，离不开驼村、驼夫、驼道所组成的这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上百个驼村和上万个驼夫托举起了呼和浩特曾经令世人瞩目的商业成就。
不仅中国作家对“万里茶道”情有独钟，外国作家醉心于“万里茶道”的也大有人在。
美国作家萨拉·罗斯的《茶叶大盗——改革世界史的中国茶》得到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赞许，史景迁说：“萨拉·罗斯生动记录了罗伯特·福钧勇于冒险采集中国茶种，移植于英属印度的大胆经历（及失败的经历），她动人心弦的细节描写展示了植物与帝国崛起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萨拉·罗斯也因此被称为“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位娴熟地将她那丰富多彩的工作娓娓道来、空灵地展现每一个细节的作家”。
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皇家历史学会会员艾伦·麦克法兰和他的母亲艾丽斯·麦克法兰合著的《绿色黄金：茶叶帝国》是“献给那些不可能阅读本书的人，即阿萨姆邦的茶园劳工”，而他们母子研究的重点是茶树何以能在阿萨姆邦得到广泛种植这个核心问题以及茶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美国哲学院院士、北美敦煌学第一人梅维恒与瑞典考古学记者郝也麟合著的《茶叶真实历史》“以时间变迁为经线、以全球的地域传布为纬线，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茶史全图”。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和多彩的文笔勾勒出中国茶叶向外输出的3条路线。一是向东传至日本，二是向西通过陆路传到蒙古国、中亚和伊朗，并进一步传到俄罗斯和邻近的斯拉夫国家；三是通过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传到世界各地，包括西欧、南北美洲、印尼、锡兰（今斯里兰卡）、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群岛、摩洛哥和东非等。作者自称此书论述的内容涵盖了世界上生产茶和消费茶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教授马克曼·埃利斯、理查德·库尔顿、马修英格合著的《茶叶帝国：征服世界的亚洲树叶》中说，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达尔文中心有一盒编号为“857”的植物样本，“这盒存放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特别收藏室温控气密室的茶叶样本，来自1698年的中国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