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东

    “书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谓离者，务须倍加工力，自然妙生。”这是清代书论家宋曹《书法约言》里的一段话，他认为书法临摹和创作关键要处理好“离合”关系，既要能合，更要能离，合则容易，离却难。他认为只有“倍加工力”，才能离，才能达到“自然妙生”的境界。我们认为“离合”关系，是书法临摹和创作中的辩证关系，合是基础，离是目的，我们需要合，但更需要离。“不合”则不入古人堂奥，没有继承怎能出新？不与古人近距离接触，不刻意临摹古代碑帖，怎去理解古人的笔法、笔意和笔趣。正如明代书论家丰坊《笔诀》所云：“学书者，既知用笔之诀，尤须博观古帖，于结构布置，行间疏密，照应起伏，正变巧拙，无不默识于心，务使下笔之际，无一点一画不自法帖中来，然后能成家数。”

    所以，我们说没有扎实的临摹古帖的功夫，而是“我手写我体”，没有古人，只有我，则会走入误区，在书法创作上永远也不会有所成就；但“不离”则太近于古人，一点自己的东西都没有，没有个性，没有特点，一味地临摹古人，跟在古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最终只能成为古人的“书奴”。这里，我想起一副对联，很有些道理：“若言创法先违法；有道承师后远师。”这副对联是讲钻研学问和艺术创作的问题，并不是要我们去“违法乱纪”。这里所谓的“法”是指学问和艺术的规律和法则，一味守法，则无创造，要创造新的，必须首先打破旧的条条框框。有继承才能有创新并没错，但继承之后就要离师或远师，否则将被师所笼罩、所限制，永远发展不起来，永远不会有创造。

    胡小石《书艺略论》曰：“夫学书之初，不得不师古，此乃手段而非目的。临古者所以成我，此即接受遗产，非可终身与古人为奴也……前不见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胡小石先生说的比较实在，师古即与古人合，是我们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接受古代艺术遗产，但千万不可“终身与古人为奴”。但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古人，启迪来者，就必须与古人离。王羲之与卫夫人离、与钟繇离，才有自己、才有创造。王献之与父亲王羲之离，才有“二王”并称，米芾与王羲之离，才能形成自己侧险的艺术风格，王铎与王献之、米芾离，才能形成他“起伏跌宕”的艺术特征。

    古代书法家中，颜真卿最典型，最有代表性，是他彻底改变甚至颠覆了王羲之一脉的书法风格，改变了唐人的书法审美观，改“侧身秀劲”为“正身示人”，用笔古拙，结字圆劲，章法密集，彻底与“二王”一派“离”，才有了自己的创造，才有了“颜体”的集大成。正如沙孟海先生在《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里所论：“唐人讲究‘字样学’，颜氏是齐鲁旧族，接连几代专研古文字学与书法，看颜真卿晚年书势，很明显出自汉隶，在北齐碑、隋碑中间一直有这一体系，如《泰山金刚经》《文殊般若碑》《曹植庙碑》，皆与颜字有密切关系。颜真卿书法是综合五百年来雄厚刚健一派之大成，所以独步一时，绝不是空中掉下来的。”的确，颜真卿的楷书和行书中，多有篆籀气象和韵味，这是他有家学渊源的古文字基础，所以才有与众不同的创造。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