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益茂

    清王朝自入主中原以来，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演变，兴盛衰亡有其自身的特点。吏治的变化则是一个关键。

    以往研究吏治，多注重制度、体制。对清代衙门、官场行为的实际运行；官员的生活、习性以及对于社会的影响则着墨不多。分析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官方留下的档案、文献记载不多；二是，官员总是喜欢自我吹嘘，塑造“美好”形象，且官官相护。因此，对于清代衙门以及官员真实形象则难以看清。

    李乔在这种情形下，苦苦搜寻资料，用他特有的眼光和犀利的笔锋，为我们描绘了《大清衙门》的若干状况，极为难得。

    据李乔称，该书行文有据，绝不“八卦”。除了讲述清代“做官规矩”外，重点揭露清代，特别是晚清官场的腐败与颟顸。许多实例令人难以置信。

    例如，清代官场的满汉区别，这是清代吏制的一大特点，以往却很少提及。实际上，清代从开国伊始，在衙门设置、官员名额，具体执掌等诸方面早已对于满、汉等官缺及其执掌做了清晰地分割，不容混淆。甚至对他们奏章用词，也有明文规定。该书指出，在清代皇帝眼中，满洲官员是“自家人”，可以称“奴才”，而汉人只能称“臣”。也就是说，“满洲”官员才有资格在皇帝面前称“奴才”，汉人官员则连称“奴才”都没有资格。李乔认为，“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在今人看来，显然“奴才”低于“臣”。但在清朝则不然。清朝的“奴才”比“臣”金贵得多，因为这是一种满洲内部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而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用这种称呼的。

    再如，清代官场有许多坏习气。其中之一是摆“官谱”，就是官员出门、办事要讲排场、耍威风。出门要乘轿、骑马，要有衙役“鸣锣开道”、耀武扬威；走水路要楼船炫耀；百姓要肃静“回避”。官员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要极力炫耀，使百姓折服。

    清廷吏治的另一弊端，则在于买卖官爵。专制政体下，清廷为了政权稳固，需要吏治清明，也需要任用廉吏，以显示勤政为民。然而，随着清王朝自身腐败，变官场为市场。“卖官鬻爵”，结果是“饮鸩止渴”；甚至于卖的“官缺”太多，竟然“候补”无期，无处安插。晚清，曾捐户部郎中的李慈铭写有一副对联称：“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这里“阙”指“官缺”。可见，当时补缺之难。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官场之壅烂，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他在光绪六年二月的《直隶请停分发折》中谈到：“迄今到省人员愈众，计候补道府已有四十余员，知州知县二百数十员，河工地方同知通判九十余员，佐贰佐杂八百余员。序补无期，差委更少，消磨岁月，苦累不堪，若不设法变通，势将无所底止”。他认为：“官多则民必扰。捐纳人员往往以千百之资，冀获倍蓰之利，岂皆尽心为民？”

    一般来说，州县官应是“亲民”之官。但是，直接接触百姓的是各类吏胥。清廷的政策法规靠他们来推行、赋税靠他们来催征，钱粮府库、户口人丁由他们来掌管。因此，这些吏胥的素质、能力，直接代表着清王朝的执政水平。清人邵晋涵称：“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可见其重要。其中，书吏则作用犹大。

    “书吏”又称吏胥、书办，是清代官衙中掌握案牍的小吏。数量多，能量大。他们活跃于官场，熟悉律例，消息灵通，是各级衙门办理案件、事务的实际承担者。不少官员高高在上，往往听任他们所为。更因官员任职有期，而胥吏长期把持，遂使衙门成为吏胥舞弄权政、敲诈索贿、欺上压下的所在。嘉庆皇帝曾不无愤慨地指出：“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惟命是从，一任书吏颠倒是非，变换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争之情节。”

    晚清时期，一些书吏影响尤为恶劣，他们以政治权力和资源换取实际利益。有的竟公然私刻公章，冒支银两。《大清衙门》指出，嘉庆年间，工部书吏王叔常，竟然用私刻的公章“冒支国库银”。甚至“某罪犯应斩立决，但某书吏向其索贿千金后，暗换文书，竟以另一犯人代其受了极刑”。如此坏法弄权，“草菅人命”，可谓特色；另一方面，则是官场黑暗，任意鱼肉百姓，生活极其奢华。有人形容京中的书吏生活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可见，刻画颇为形象，呈现了清王朝晚期北京的社会风景。

    李乔多年关注清朝历史，对清代吏治尤为用心。早年，他就著有《清代官场百态》，《大清衙门》这本力作也可谓用心良苦，帮助读者近距离、细致查看清代官场。《大清衙门》刻画了清代官场的“百态”，特别是采用图文并用的形式，使读者感受到较为真实的场景。

    （《大清衙门》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