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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报 >  201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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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庆州市文化印象

    瞻星台(摄于韩国)

    未酉寅

    韩国庆州市位于首尔南部200多公里处,属庆尚北道,四面环山,东临(东海)日本海。庆州在冬季受到大陆性气候的影响,夏季受到海洋性气候的影响,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庆州市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是韩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自公元前57年至公元935年的近千年中,庆州一直作为朝鲜半岛古代新罗王朝的都城。朝鲜半岛南部早期存在一个被称为“辰国”的部落联盟,后来,形成了三大部落联盟:辰韩、马韩、弁韩,统称“三韩”。其中辰韩在东,分为6个部落,后演变为12个部落;马韩在西,分为54个部落;弁韩在南,位于南海岸,分为12个部落。在辰韩的12部落中,创建于公元前57年的斯卢部落最有实力,该部落以金城(今庆州市)为中心。斯卢部落到公元3世纪以后不断强大,逐渐统一了辰韩其他部落,到4世纪后期初步形成了国家政权,起初其国名有斯卢、徐罗伐、斯罗、新罗等,到503年正式确立国名为“新罗”,取“德业日新,网罗四方”之意。

    在新罗崛起时,朝鲜半岛有两个强大的部落,一个是北部的高句丽,一个是南部的百济。到公元4世纪时,形成高句丽和百济两大王朝控制朝鲜半岛的局面。从6世纪起,新罗在朝鲜半岛南部崛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大王朝控制朝鲜半岛。到7世纪中期,百济、高句丽先后被灭掉,新罗控制了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定都金城。935年,新罗被高丽王朝灭掉,金城一直作为新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高丽王朝太祖王建于935年建立政权后,很快统一了朝鲜半岛,将金城改称庆州,作为高丽王朝的东京。

    庆州市被称为千年古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1995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庆州,举凡山地、溪谷,都有王陵、石塔、佛像、寺庙遗址。游览庆州古都,等于在古代灿烂文化中穿游,庆州有“露天博物馆”之称。主要的文物古迹有:

    一、佛国寺。该寺建于新罗法兴王十五年(公元528年),199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佛教是在5世纪时从中国传到新罗的。佛教传入新罗后,开始作为民间宗教传播,后逐渐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国教。新罗法兴王时期,正是佛教从民间宗教转为国家宗教的过渡期,是佛教从被统治阶级排斥到被统治阶级接受的转化期。法兴王于公元514年即位,从即位起就想兴佛,但群臣反对,后力排众议,振兴佛教。史载“法兴王十五年,肇行佛法”,“法兴王十六年,下令禁杀生”,“法兴王二十七年秋七月,王薨,谥曰法兴”。“法兴”,正说明他对弘扬佛教的重要作用。也正是由于法兴王的大力倡导,佛教开始被新罗统治阶级接受,并作为官方的宗教得到弘扬和传播。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兴王下令修建了佛国寺。佛国寺初建时称为华严佛国寺或法流寺。到公元8世纪,佛国寺进行翻建和扩建,集当时最高水平的建筑技术和艺术,用了17年才建成,改称为佛国寺。在1592年至1598年“壬辰倭乱”(日本侵略朝鲜半岛)期间,佛国寺被烧毁,只有石造建筑物得以保全。之后,又几经毁坏,几经重建。1973年,佛国寺复原到现在的规模,只及原有的1/10。

    佛国寺背依青山,碧溪川流,林木茂密。这里现存一些当时的建筑,已被列入国宝。这里的花岗岩石基均由巨型花岗岩砌成,一块块巨型花岗岩砌出两三层楼高,十分严密、牢靠,1500多年后仍十分坚固。寺中大雄宝殿前两侧各有一塔,东塔称多宝塔,高10.4米,是建在双层基座上的三层石塔;西塔称释迦塔,高8.2米。双塔均为6世纪建造,是新罗石造艺术的代表。在紫霞门、安养门处,各悬有一座石桥,尽管经过了1500年的风雨侵蚀,今天仍风采不减。

    二、石窟庵。庆州石窟庵是韩国著名古迹,199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石窟庵坐落在庆州市吐含山半山腰上,建于新罗景德王十年(公元751年),由当时的新罗宰相金大成所建。当时金大成为追悼他的父母,一是对佛国寺进行了大规模重修,直到他死后佛国寺才修缮完成;二是开凿了石窟庵。这两处都在吐含山上。石窟庵是将花岗岩山体凿成石窟,石窟由前室和后室两部分组成。前室为正方形厅堂,堂内石壁上是浮雕,由8尊神将和金刚力士组成。后室是主殿,是一个直径近7米的拱形殿堂,大殿中央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像,佛像用白色花岗岩雕成,像高3.48米,盘坐在八边形莲花台之上,神态安详宁静,慧眼微睁,慈祥的眉宇间凝聚着睿智,似要开口讲经的嘴和鼻、下垂的双耳,都显示出内心世界的高洁。石窟庵的释迦牟尼像雕刻工艺精湛,线条流畅,富有动感,表情丰富,神态自然,栩栩如生,仿佛注入了生命力,是新罗石雕文化的精品,也是享誉东亚及东南亚的佛教造像杰作。石窟庵释迦牟尼像面朝太阳升起的东海(日本海),韩国人将沐浴在晨光里的这座微笑的佛像称为“新罗人的微笑”。释迦牟尼像周围的石壁上有11面观音像、佛陀10位弟子像的浮雕,每个浮雕幅宽1.32米、高3.3米。石壁上部、穹顶下面的石壁龛内安放着观音像,穹顶有浮雕装饰。

    这一重要佛教造像,在建成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屡遭战乱。特别是上世纪日本人侵占期间,当地人为保护佛像,将其掩埋在原处,外界一直不知道所在。后来日本人找到了这座珍贵的石佛像,使这尊佛像重见天日。本来,日本人想把这尊佛像运回日本,但由于太重,只好作罢,却将佛像额头上的宝石掠走。

    石窟庵建在半山腰处,这里经常云雾缭绕,有满山绿树,还可以眺望苍郁的东海(日本海),并能看到美丽的日出,有一种佛界佳境之感。

    三、大陵苑。大陵苑坐落在庆州市中心,占地约40万平方米,是朝鲜半岛新罗王朝时期国王、王室、贵族的坟墓群,199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新罗时期,国王下葬的墓穴称“陵”,贵族下葬的墓穴称“墓”,不知道生者身份的称为“坟”,被挖掘过但不知道生者身份的称为“塚”。在大陵苑有23个巨大的陵墓,如果加上埋在地下的古坟,据说要超过200座。这23个巨大陵墓,都是半地下的,地面上有高高的夯土。这些巨大古坟里面有丰厚的随葬品,但都没有被盗。原因是,在每个古墓的棺木上,都覆盖着厚厚的鹅卵石层,挖掘的难度非常大,不可能在墓上挖出一个盗洞来。同时,墓群离城中心很近,盗掘行为会很快被发现。所以,这些墓尽管里面有无数珍宝,而且人人尽知,但一直完整保存至今。

    大陵苑中最有名的墓葬是天马塚。之所以叫“天马”,是因为在墓中发现了天马图案的马鞍垂巾。天马塚是上世纪70年代发掘并对外开放的坟墓,也是唯一一座发掘并对外开放内部的陵墓。天马塚为东西向的积石木椁墓,上有直径47米、高12.7米的坟丘,木椁周围堆积大量鹅卵石。棺的四周环有一圈高起的石台,上面放置有金冠、银带、玻璃珠、鎏金履饰、铁斧、环头铁刀、铁矛、铁镞等随葬品。其中,金冠制作精美,展示了当时金银钿工的工艺水平。木棺东侧棺椁之间,有一大木箱,内置铁斧、陶器、漆器、绘有彩凤的桦树皮帽、青铜制的斗、熨斗、鼎、壶以及蓝色、绿色的玻璃杯,还有4套鞍、镫、辔等组成的马具,最上面是桦树皮制的障泥,绘有奔腾的白马和彩色的忍冬纹。这里还有唯一被发现的新罗时代绘画作品。从这些随葬品中,可以看出墓主身份高贵和生活之奢华,以及当时新罗与中国等交往十分频繁,其中许多随葬品来自中国,玻璃等则来自西亚。

    四、瞻星台。瞻星台199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古至今,人们一直都没有停止对于宇宙的探索。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较少,夜晚空中闪烁的星光就成为人们了解宇宙的主要观察和研究对象。当时,人们还用星宿来占卜个人乃至国家的吉凶。古时的天文学家建造了各种各样的天文台。庆州瞻星台建于新罗27代王善德女王(公元632年—647年)时期。瞻星台呈圆柱形,高9.17米,由362块30厘米大小的长方形石块分27层堆砌而成,基座的石块每边长5.35米。距底部4.16米处有一扇门,呈正方形,边长1米,门下方还遗留着放置梯子的痕迹。内部从底部至第12层都填满了泥土,在瞻星台第19层、20层和25层、26层石上各置有呈井字形的长石条,石条两端伸向墙外。当时,人们通过星空测定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等二十四节气,而井字石估计是用来指定东西南北方位的基准。建造瞻星台用了362块石块,象征着阴历年一年的天数。

    瞻星台的建立与新罗善德女王有密切关系。善德女王即位,也是一段传奇。新罗真兴王去世后,真兴王有两个儿子,应该由太子铜轮即位,但其不幸身亡,由其弟真智王即位。真智王荒淫无道而导致政治混乱、经济凋敝,被废掉。新罗王朝规定,国君被废后,其子孙不能即位,所以真智王的儿子不能继承王位。这样,只能由死去的太子铜轮的长子真平王继位,真平王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即善德女王和天明夫人。真平王去世后,善德女王以长女身份继承了王位,成为新罗王朝第一位女王。善德女王即位后,着力强盛国家,减免租调,休养生息,发展农业,也特别注意天象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建一个庞大的观象台,既是当时国家的需要,也说明了国力。

    美国天文学教授卡尔·路佛斯在1936年撰写的《韩国的天文学》一书中介绍瞻星台说:“它是非常现代化的天文台,上了天文台的天文官不分昼夜观察天空,一旦发现异常的天文现象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扔向在瞻星台下面等待的人们,让他们马上去向君主传达此现象。有时发生特别重要的现象,天文官员就聚在一起开会把结果告诉君主。”

    说到庆州,不得不讲一位新罗学者崔致远。崔致远是新罗庆州人。他12岁那年,即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渡海入唐学习,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进士及第,历任溧水尉(在今天南京境内)、淮南节度使幕府都统巡官等。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归国,在唐朝达16年之久。崔致远归国后,于886年将所编诗文集呈献于新罗国王。在这批文献中,《桂苑笔耕集》二十卷流传至今,收录了他在淮南幕府四年期间所撰的表状书启等公私文函,内容涉及唐末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唐末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图景,蕴含了许多我国正史失载或语焉不详的原始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清代以研究博物闻名的朱绪曾和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都对该集的史料价值颇为推重。崔致远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韩国学界尊崇他为“汉诗学宗师”“东国儒宗”,非常重视他在韩国文学史、思想史及中韩关系史上的重要作用。2014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作了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在叙述中韩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相扶相济的传统渊源时,例举了在唐朝求学为官的“东国儒宗”崔致远。

    习近平主席在首尔大学的讲话中,还提到一个新罗人,即新罗王子金乔觉(696年—794年)。他早年到唐朝留学,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国后毅然抛弃王族生活,削发为僧。唐开元七年(719年),他24岁时,西渡来华,到九华山苦心修行75载,99岁(794年)圆寂,肉身不腐,被佛教界视为地藏菩萨的化身之一,也成为中韩两国佛教和人民友谊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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