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撒

    《寒山帚谈》中出现非常多的“俗”字，认为“庸人趋时作世俗事业，便无出头日”，可见对“俗”之厌恶，心怀警觉。如果问书法家，艺文学习须规避哪些弊病？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自己认为最要害的几个关键词，关键词每个人不同，说明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尺度，可以为之则为，不可以为之则力避之。

    总是要有一些底线约束自己。底线可以是约定俗成的，也可以是个人制定的，或者是一种感觉上的认定，使自己的艺术实践远离危险，不堕入非审美的误区。那种乱涂乱抹无规矩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赞成的，更多的还是需要持守规矩，否则就在艺术范畴之外了。狂草的过程是浪漫之旅，是精神之狂舞，在古人论书诗中，草书的狂态被夸大了，形同疯癫，以此吸引阅读。狂态是否有价值，末了还是要落在笔迹上，看是否合于草书的要求，倘狂而乱，狂而无法，那只是一种情态的发作，与书法则无所关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激情抒发方式，或雅或野，大起大落，或成就一件佳作，成就一段佳话，或远离轨范。故狂态时常有，由此而成的佳作不常有。后来书写者如张旭、怀素的狂态毕竟少了，不可学不必学，以免落入俗套，徒资笑柄。

    没有谁见过古人书写的动作形态，但从留下来的墨迹看古人心态，还是优雅平和，是斯文人与生俱来的雅致。譬如写信，除了对对方的尊重必须清楚地写，还有那些已经沁入身心的规矩，使人不忽略书法之法。有一些书迹的确是规矩胜于情性，笔下少跃动之姿，生动之趣，却保证了每一个字的可识无误。所谓的台阁体、馆阁体时代，应该把书法家视为重规矩之人，这个时代可能压抑了人之情性，却避免了胡乱的书写或者以出新之名的所谓创造。一个人追求什么、规避什么，自主的力量大不过外力，也就任由潮水推搡，成了站立不稳的脚跟。有时一个人的艺术发展可能达到更好，或者来一个飞跃，可惜没有。因为守不住而走入歧途，也就到此为止。

    君子自守。真能守其情性守其审美就好了。在古人看来，书法的作用通常为歌盛世、颂庙堂、述恩荣、载道德，大而皇之。由此往往忽略了一些个人之念，如悲时日、托哀思、怀亲友、忧世道，相比起来这些都显得琐屑细碎，不足与人说道，但往往保住了一个人的一些最真实的认识，不被时风吹散。每个时段都有一些倾向，使人改变原有的走向，汇集在时尚麾下，笔墨蹈袭，依样葫芦，陈陈踵见，齿牙余唾，麻木到不存什么戒心。不能守住自己的那一部分，尽管有所不足，总是比合于时俗更为可贵。潮流的作用往往被夸大，还没有经时日检验就高自标许，使人不能自守而追逐之。

    每一位书法家都有所长有所短，自当守其长而纠其短，方能守住并得以提高。清人纪昀认为：“富贵之场，不能为幽冷之句；躁竞之士，不能为恬淡之句。”局限的产生与人的所处时间、空间有关，它们影响了一个人的立场和判断，使其笔下明晦有别。由此需要认识自身的有限性，在自守的同时不断超越。在许多古代书法家的创作链上，我们看到了不同时段的理解，有所思故有所进，不是顺乎时势而是顺乎个人情性，故精采迭出，直到终了的圆满，独秀众品。因此自守也是需要递进的。递进了，自守才有价值，可不负浮生。

    读《回忆大哥鲁迅》《鲁迅和周作人》，会觉得周建人的笔端与两位兄长相比，短了文采，缺了激情，没了脾气，少了锋棱，至于想象力就更不足了，只是一个写实在文章的人。这也是周建人之长处，知之则知之，不知则不知，决不因为配合时势，弄出一些子虚乌有的情节来讨好。这也使他守住分寸，不被诱导和引领，对于一些旧事，他以“不清楚”应对之，不信口开河。他给人的启示是风云际会的时代，审美认识尤须清醒。一些书家正在慢慢老去，已经远离此时书坛的潮头了，但个人的爱好被守住，只是每日面对经典而写，简单而真实，不要人夸好颜色。清人袁枚说：“地殊景光，人各身份。”不管有多少差异，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守住才能言说存在。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