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萌
《三月风》杂志创刊20周年前夕，特派两位记者来家采访我，让我谈谈当年创刊的一些情况。我是《三月风》杂志创办人之一，连《三月风》刊名都是我起的，自然熟悉这第一本为残疾人而创办的杂志。两位记者走后，我坐在沙发上，边饮茶边回忆，思绪不由回到20多年前。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新观察》供职。熟悉报刊史的人知道，《新观察》杂志的前身，是解放前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它是惟一跨越两个时代而且影响很大的一本杂志。尽管办办停停，命运多艰，改革开放初期，还是重新复刊了。《新观察》复刊后，社会影响力和发行量，在当时都是数得上的，一些想办刊物的人，就来《新观察》取“经”，希望自己办的杂志在未来有个好前程。
当时，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刚成立，理事长邓朴方想办个杂志，找到《人民日报》的冯并、《文汇报》的郑心永、《健康报》的张恩荣，这三位都是老报人和办报的行家，对于办杂志却不是很熟悉，就由冯并出面邀请我加盟。我一听是给残疾人办事，就欣然接受了下来，跟这三位同行一起，筹备新杂志。头一个项目就是跟邓朴方沟通，看我们的办刊想法和思路，跟他和基金会有无距离，我们提出，绝不能把这本杂志办成机关刊，要定位在：反映残疾人生活，提供残疾人知识，并兼顾社会生活。没想到邓朴方完全赞同，而且他还公开提出，要高扬人道主义大旗（当时正在批人道主义）。有了一致的想法和意愿，具体事情也就比较好办，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国第一本残疾人杂志在北京正式出版。
其实岂止是《三月风》啊，当时很火的两本杂志——《家庭》和《八小时以外》，在决定刊名时，我都参与了意见，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宽松的政治氛围，更亲身感受到了当时文化出版界那种积极热情，像一股股暖流奔腾在人们身上。不管是否相识，只要是办刊写文章，打个招呼就可，彼此间交往，比现在要简单。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不计得失干喜欢的事是那时候的社会主流。
《家庭》前身是《广东妇女》，由一位老作家提出更名为《家庭》，经广东作协一位朋友的介绍，该杂志负责人陈小娟，特意来北京找我，就杂志名称和栏目设置，让我发表一些意见，我就谈了谈我的想法。我最欣赏的就是《家庭》刊名，我觉得这是出版业最大突破，因为在此之前的报刊名称，大都是冠以“中国”或某地，特别是妇女类杂志，全国妇联的是《中国妇女》，地方妇联的是《××妇女》，除了官方色彩太浓烈，还缺少女性的温情色彩，跟读者有一定的距离，在办刊思想上对于编辑无形中也有一定的束缚。因此《家庭》杂志一创刊，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快就获得了读者的喜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跟《家庭》有了联系，给他们写过些文章，参加过他们的笔会，更看着这本蜕变杂志，不断地成长壮大，最后成为同行业的期刊老大。
《八小时以外》杂志，即将创办的时候，由老编辑余秋明带着办刊的方案，来北京跟我长谈半天。《八小时以外》在天津创办，我这天津人对家乡刊物，理所当然要出力的，除了提些具体意见和建议，我还特意为他们写了两篇专访，访问电影演员赵丹和著名播音员夏青，顺便为这本杂志求得赵丹墨宝。从此，我就跟这本杂志结下笔缘，每逢回天津探亲都到杂志社，杂志社的人来北京也看望我，眼见这本杂志越来越火，我高兴得犹如自己供职的刊物。可惜这本曾经红火的杂志，如今名声已经不太显赫了，在北京的报刊摊上难见踪影，每每想起总觉得有点惋惜。
说到我与这个时期的杂志，还必须得提提《辽宁青年》。这家杂志的卷首语栏目，不敢说是我跟编辑共同策划的，起码我是最早的撰稿人之一，而且给他们写的这类文章也比较多。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上，我连续发表了“青春寄语”文章后，不仅得到广大青年读者好评，同时引起青年报刊编辑注意，他们就来北京找我约稿，由于《辽宁青年》杂志开本较小，他们希望我写些短小文章，刊发在杂志的扉页位置上。这类既抒情又富哲理的文章，很符合我那时的想法，写起来自然也就非常顺手，结果还真的成了点小气候。我的好几篇这类文章，竟然在各地和全国获奖，这就不能不让我感激《辽宁青年》。
离开《新观察》杂志社调作家出版社，正赶上《中国作家》杂志创刊，为这本即将问世的大型期刊组稿，就成了我的第一项工作。《中国作家》创刊号的诗歌、杂文稿件，都是由我跟邵燕祥、张志民、王蒙、蓝翎等组来，为了跟冯骥才约小说稿还特意跑趟天津，给面子的大冯拿出《感谢生活》。结果这篇中篇小说一炮打响，成为《中国作家》首篇获奖作品。作家出版社与《中国作家》分开，社刊成为同属中国作协的兄弟单位，我被分配到作家出版社任职。未过多久碰到《散文世界》杂志经济拮据，主编袁鹰、林非二位找我帮忙，尽管《散文世界》不属于中国作协主办，我还是尽可能扶助了他们，这样我也就跟这本杂志有了一段难得的情缘。
其后，我又参与了《小说选刊》的复刊，第一本《长篇小说选刊》的创办，这两本选刊倾注了我不少精力，却也让我获得了成功的喜悦。在文学刊物生存如此艰难情况下，当两家刊物现任主编告诉我，他们的发行量在平稳上升，让我这个退休的老办刊人，如同炎夏饮了一杯龙井茶，别提心神有多么清爽了。我清楚地知道，两位现任主编，为保住刊物数量，他们付出的辛苦，远比我们那时还要多。正如常言所说的，创业难守业更难。眼看着这两本杂志，越办越精致越丰富，相信会更受读者欢迎。
作为以编辑、出版为职业的人，能够跟几家刊物结下缘分，这无疑是人生的幸运。因此，在报刊发表文章时，编辑要介绍作者，问如何写我的称谓，我总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就写“老编辑”吧，我就感到欣慰了。真的，一生如此，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