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

  在20世纪的书画篆刻领域里，来楚生（负翁）先生是一位绕不过去的实力型大家。他在这三个互连的姐妹艺术里都有独特的风格、非凡的成绩。然而，先生的一生，若北山之幽芝，如悬崖之矫松，香则香矣，高则高矣，却始终是寂寞的、坎坷的、清苦的，不为常人所认知、击赏。拥有超迈的成就而未能享有对等的社会回报，这也许就是来先生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命运。诚然，旁人的伤感并不代表他本人。他在这浩瀚博大的书画篆刻天地里浸淫了一生，给了他慰藉，给了他愉悦，无忧无怨，自得其乐，拥有着一片灵魂翱翔的白云蓝天。

  最严历也最诚实的裁判是岁月。岁月能扫荡天下的虚名浮誉，岁月亦能令蒙尘的金子发光。有些人炫赫的生前名，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声匿迹；有些人的辉光则因岁月的更替光艳万丈。来楚生先生显然属于后者。

  有比较才有公正的鉴别和品评。与20世纪同辈中的第一流大家比较，来先生都是当仁不让的。他的绘画，笔墨洗练，敷彩清丽，造型奇崛，境界幽邃；他的篆刻章法突兀，以离生合，用刀苍辣，格调警峭；他的书法，笔致圆融，结字博大，熟极而生，操守高迈。总之，他的书画印，都饶有自辟径畦的不凡特征。

  艺术皆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皆由推陈而出新，舍此则不足论艺。来先生的国画，若从溯源的角度去探讨，远则得力于八大。他在笔墨上善于做减法，乃至做除法，尽得删繁求简、以一当百的妙谛。在气格上则去其冷峭，而以明洁温馨出之。他的画近则得力于潘天寿，潘先生那独步千古的霸悍，则被其避短求长，巧妙地以圆婉朴厚出之。

  来先生的书艺，篆隶行草皆擅，有渊源而又能濯古来新，自成一家。即以他的草书论，他远则师法明人黄道周，黄氏的书格冷峻方刚，结字险俏，而来先生则移步换影，以宽博酣畅出之；近则受到潘天寿变格“黄”体的薰陶，远择近取，消而化之。他的草书虽师法黄、潘，却是不被笼罩，自设庙堂，堪与两前贤三足鼎立的。具体而言，黄道周妙在严重，潘天寿妙在硬峭，来楚生妙在矫茂。尤其来先生善取篆籀笔法中的使转，从而将难以调和的结字的圆融酣畅与形迹的矫健、骨气的洞达合三而一，使所作之书更饶字里的内涵和字外的风神。来先生的篆刻，远则得两汉魏晋之妙，而旨趣在率真纵逸、硬朗天成；近则吸取了吴让之、吴缶庐的作风。其中有二点值得一谈，一是来先生的印风由吴缶庐“道在瓦甓”的理念生发开来，而获得了大气、质朴、简括、古淳的艺术效果，特别是他所作的佛像图案印，更显杰出，是前无古人的新腔；二是来先生对缶庐“做”印的原创技法，会与心而运于手，在印面修葺制作上采用了“十八般武艺”，他善借鉴，不以失魂为代价。借鉴是为我所用，化他为我，而非为人借去，我为他用，成为奴隶。如果说在“做”印面上，吴缶庐妙在破而不碎，以合求离，来先生则别样地达到了破而不碎，而主旨则在以离求合。所谓“以离求合”，即在印面上营造一个似虚而实的气场和空间，尽量地拉开字与行的间距，从而获得“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容插针”的疏密强烈效应。以离求合，离而不隔，大开大合，气贯神旺，殚精竭思，自出机枢。因此来先生的印，在今天看来，更具视觉冲击力，更具现代感。

  来先生是推陈出新的智者。智者之为智，往往是对古贤及其绝迹能攫其神理而弃其形貌，心相融而迹相背，所谓貌离而神恰。来先生正是这样的智者。若再作一层的思考，结合来先生在书画篆刻三方面取得的卓著成就，笔者以为，还可以总结为一个“通”字。鉴古，则能广采博取，上下求索，不粘着、不自缚、不息脚，与古贤之治艺心路、精神通；克己，则能心无旁骛、虔诚攻艺，不畏苦，不自小，不自大，与天公所赐之睿智、禀赋通。外通古今，内通心智，则必开启迈向大家之通途！来先生以其成功的实践如此启迪着我们。

  来楚生先生暮年的攻艺方法也是自有特点的，或一个时期集中作书，或一个时期集中治印，一如年轻时那么执着迷恋和激情四溢。我以为这跟“文革”时期艺坛的死寂，无当今名家招架不住的酬应特殊环境有关，当然，更是先生视艺术为唯一的崇高信念所致。（本文附图均为来楚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