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东

  历时20天的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济南落下帷幕。20天里，台上倾情演绎，台下用心观赏。初冬的泉城温暖如春，恰如所有参与京剧节的京剧人和观众的心境。

  3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成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也成为京剧艺术进入繁荣发展新时期的坐标。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举办时间，恰与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契合。这是历史的巧合。因为在1995年举办首届京剧节的时候，主办者并没有考虑十多年后三年一届的京剧节能与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相遇。但这一巧合的历史性机缘，恰好成为了集中检验新时期以来京剧艺术发展成就的最好时机。

  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共有37台参演剧目，分别在济南、青岛、淄博安排了74场演出，有4500多名演职员参与，无论是参演剧目和参演单位的数量，还是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丰富性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这并不是主办方刻意贪大求全，而是当下京剧艺术发展态势的一个客观展示。在改革开放30周年和即将迎来建国60周年的这一历史节点上，以第五届京剧节为切入点，对京剧艺术的发展态势加以审视，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其一，京剧艺术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新时期以来，由于社会转型，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使得民族艺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演出市场低迷，大多数京剧院团的生存状况不佳，这是毋庸回避的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党和政府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京剧艺术的保护和扶持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切实关心。“新年京剧晚会”已经举办了十多年，每年岁末，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集体出席观看京剧晚会，之后晚会于1月1日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从未间断。试想，众多的艺术品种谁有如此殊荣？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演出，而是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以京剧为代表的民族艺术予以弘扬的一种国家意志。新时期以来，许多实实在在的政策和举措也在逐年推进，如实施京剧音配像工程、开办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以及举办各类艺术活动、比赛和展演等。这些工作有的是着眼对传统剧目的保护和抢救，有的侧重对后续人才的培养，有的则是通过搭建平台使创作剧目和青年人才有更多的展示机会。2005年，文化部对全国京剧院团进行了评估。评估工作得到各地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借助评估制定出具体的扶持政策，帮助京剧院团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目前所有国家重点京剧院团都解决了全额拨款，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剧场。评估最终达到了促改革、促建设、促发展的目的。去年，文化部又制定了《国家重点京剧院团保护和扶持规划》，国家财政每年拿出1000万元对重点京剧院团进行资助。《规划》有五项内容，一是资助重点剧目创作，二是人才培训和奖励，三是对国家重要指定性演出、艺术活动和公益性演出实行政府补贴，四是对京剧进校园进行演出补贴，五是对赴境外演出和艺术交流活动实行补贴。这次京剧节上重点院团参演的剧目大多都得到了文化部的资助。同时，不少省市也参照国家院团所享有的扶持政策加大了对省级院团的扶持力度。所有这些，都为改善京剧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才有了本届京剧节上11个国家重点京剧院团和17个省级重点院团以及边远地区、艺术院校和军队京剧院团悉数登台、各展风姿的局面。

  其二，表演人才培养的成果开始显露。本届京剧节绝大多数参演剧目的主演都是近年来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学生，他们今天已经成为京剧艺术发展的中坚力量。于魁智、李胜素主演的《晋德裕》，孟广禄、刘桂娟、张克主演的《郑和下西洋》，杜镇杰、王蓉蓉、安平主演的《下鲁城》，杨赤主演的《风雨杏黄旗》，王平主演的《护国将军》，李洁主演的《飘逸的红纱巾》，刘薇主演的《吉庆街生活秀》，倪茂才主演的《孙安动本》等，形成了京剧节上绚丽的风景。观众不仅为这些剧目在整体呈现上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折服，也为这一批中青年演员日渐成熟的演技喝彩。这些剧目在京剧节上取得的成绩，除了评委会对剧目整体水准的认定，也包含了对他们在准确地把握和塑造人物能力的褒奖。应该高兴地看到，传统技艺已经溶化在他们身上并且折射出耀眼的光亮，更应该看到，他们所具有的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潜质。与此同时，一批二三十岁的青年演员也开始崭露头角，国家京剧院的《江姐》、福建京剧院的《北风紧》、湖南京剧团的《紫英》、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大唐贵妃》都是一批年轻演员担纲主演。虽然他们还略显稚嫩，但却表明京剧表演人才的梯次结构已初露端倪。

  其三，“三并举”的剧目政策得到了更好的体现。虽然“三并举”的剧目政策在1960年被正式提出，但在十年“文革”中却被样板戏的一花独放所取代。“文革”结束以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和“三并举”的剧目政策重新成为引领中国戏曲剧目建设健康发展的指针。从不同剧种的发展格局来看，三者并举并不平衡。就京剧而言，从往届京剧节的参演剧目就能看出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以往四届京剧节的正式参演剧目中，新编历史剧数量最多，现代戏共有10出，而整理改编传统戏只有6出。正因为如此，为使“三并举”的旗帜齐头并举，在文化主管部门的积极倡导下，本届京剧节参演剧目中出现了新编历史剧18台、现代戏14台、整理改编传统戏5台。尤其可喜的是，现代戏的剧目数量超过了以往四届的总和。虽然本届京剧节这三类剧目从数字上看还不是绝对的平衡，但它反映出当下京剧剧目建设正在朝着更加健康的轨道运行。从本届京剧节的三类剧目可以看出，在承继通过抒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关照现实的这种创作方法的基础上，新编历史剧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迎接建国60周年为契机，现代戏的创作正在成为艺术家们贴近时代的自觉的艺术实践；而以“推陈出新”为目标的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数量虽少但锐意革新的精神开始彰显。

  其四，剧目的题材和风格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格局。回顾新时期京剧艺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回归传统，到理性反思，再到多样化发展的历程。“文革”结束，久违了的传统剧目逐渐回归到它在京剧舞台上应有的地位，“三并举”的剧目政策重新成为引领京剧艺术发展的航标。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无论是恢复上演的京剧传统剧目还是创作剧目，都努力追寻传统的足迹，以满足观众对隔绝了十年之久的传统技艺的审美期待。传统的回归，犹如黑暗过后的一缕曙光，重新照亮了京剧前行的征途。进入80年代中后期，传统艺术面临严重挑战。为了在危机中奋起，京剧界开始摒弃“老戏老演、老演老戏”的做法。从1988年天津全国京剧新剧目汇演到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直至首届京剧节，一大批新创剧目脱颖而出，京剧创作进入崭新的时期。从这一时期产生的《曹操与杨修》、《膏药章》、《洪荒大裂变》、《高高的炼塔》等这些剧目就能看出，创作题材的拓展，给艺术家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是继续遵循传统，还是另辟蹊径？艺术家们在探索的同时，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并在创作中不断探寻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进入新世纪，新的艺术形式和传播方式迅速崛起，各种艺术形式相互借鉴和交融，促使京剧剧目创作风格和手法更加多样。本届京剧节，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趋势更趋明显。从展演剧目涉及的题材看更加清晰，演绎上古传说的《嫦娥》，表现在历史洪流中历史人物艰难抉择的《成败萧何》、《北风紧》、《下鲁城》、《辛弃疾》，表现恪守诚信、摒弃不义之利的《晋德裕》，奏响英雄主义赞歌的《江姐》、《铁道游击队》，展现当代生活画卷的《吉庆街生活秀》，等等，创作题材从远古到当代，既有穿越古今的广度，又有超越时空的深度。从艺术呈现看，有像《下鲁城》、《风雨杏黄旗》、《响九霄》等注重传统艺术表达方式的深度开掘，注重传统写意观的张扬；又有如《郑和下西洋》、《宝莲灯》等注重对多种艺术形式的吸收和借鉴，注重视觉与听觉多重美感的营造。若从最能体现剧种特色的音乐创作来辨析，则更能清晰地感受到，既有运用传统的手法来结构唱腔和组织乐队的方式，也有将民族民间音调或戏歌融入京剧旋律的尝试，更有加入西洋管弦乐队来拓展京剧音乐交响功能的探索。当下京剧创作不管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有多少争论，但这种艺术风格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通过京剧节来回顾和总结京剧艺术30年取得的成就，客观审视其发展态势，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很有必要的。透过以上京剧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背后潜藏的危机和存在的问题。

  首先，最大的危机是创作人才的危机。这次京剧节上，导演、舞台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等一人参与多部剧目创作的状况十分突出，其中一位知名导演更是执导了10部戏。但最严重的是京剧音乐创作人才的危机。京剧节上作曲家朱绍玉一人写了11出戏，续正泰写了7出戏，几乎占到参演剧目的一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一是剧院团相信他们的艺术才华，二是后备人才确实到了奇缺的地步！前几年还能听到关雅浓、陆松龄、高一鸣等作曲家参与创作的作品，这一届只剩下陆松龄的一出戏了。以上提及的这些作曲家都年过花甲，有的已年逾古稀。别说十年以后，五年以后怎么办？堂堂国剧，目前全国从事专业京剧音乐创作的还不足10人，人才匮乏已经到了如此地步，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危机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剧院团争奖意识强烈，认为邀请知名艺术家参与创作能增加获奖几率，不重视对青年创作人员的培养和使用。当年高一鸣参加“样板戏”创作时29岁，龚国泰才21岁，试问现在哪个院团有这样的胆识！时下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无异于竭泽而渔，甚至是饮鸩止渴，对于京剧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害的。虽然编剧、导演人才也十分缺乏，但不同剧种尚可互通有无，相互使用，唯独音乐创作人员不可能互通，因为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语汇，没有哪位戏曲作曲家有驾驭所有剧种的能力，每个剧种必须拥有自己专门的作曲家。一些院团那种对创作人员“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做法值得认真反思。

  其次，京剧剧目建设没有形成有效积累。在京剧形成和发展的200年间，一代代京剧人不断创造又不断继承，才有了蔚为大观的传统保留剧目流传于世，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传统仍在延续。《白蛇传》、《杨门女将》、《赵氏孤儿》等许多建国后创作的剧目，今天也成为了保留剧目被全国众多院团不断上演。但新时期以来，这一传统却有断绝的危险。因为像《曹操与杨修》、《膏药章》、《骆驼祥子》等这些深受观众欢迎又被戏剧界公认的优秀剧目，不仅原创院团除首演艺术家外没人演出，其他院团更是从未搬演。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京剧的传承，除传统技艺的传承，剧目的传承也是重要内容。如果此种状况不改变，优秀的剧目会像传统技艺一样，人走戏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没有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创作实践中的成败得失应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反过来理论研究的成果理应转化为对创作实践的有效指导。这需要研究者除了对戏剧建设和发展具有宏观的理性思考外，还需要深入到艺术创作当中深入研究和总结；而艺术家也应该关注理论界的研究成果，随时调整创作方向，尽量少走弯路。

  站在历史节点上审视与思考，得到了如上“四喜”与“三忧”。我们即将迎来共和国六十华诞，京剧艺术的发展将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只有将民族艺术的发展视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让传统文化具有新的生机，才能前不愧先贤，后不愧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