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 全
春联亦称“对联”、“楹联”、“门对”、“对子”、“春贴”。春联以其上下联字数相等、节奏相同、平仄协调、对仗工整、文字精巧，以其能描绘时代的背景，能抒发美好的愿望，被誉为最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也是我国独有的、富有民族文学色彩的文娱活动。
关于对联形式的历史，清人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说：“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至推而用之楹柱，盖自宋人始。”可见，出自五代时蜀主孟昶在桃符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一副对联。到了宋朝，对联更推而广之，春节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贴春联了。王安石的诗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一个明证。
原来的春联是沿用“桃符”的做法，在桃木条上题写联语，用红纸写春联则始于明朝。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喜欢春联，春节前夕他曾下旨，从公卿到平民均要在春节时张贴对联。朱元璋还微服出访，发现有一户阉猪佬没贴对联，原来他不会写字。朱元璋大笔一挥，写下：“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这虽然属于民间传说，但也说明明代春联的普及程度。
由于明、清两代皇帝的提倡，所以对联逐渐盛行开来。一些名人，尤其是文人常以撰对联为乐事，因而也确实出现了不少精联、趣联、奇联。仅适用于春节用的对联，就数不胜数。如：“人勤春早，物阜年丰。”“山河永固，天地同春。”“春光迎盛世，旭日耀新春。”“物换星移推腊去，风和日丽送春来。”“物华天宝年年富，人杰地灵处处春。”
春联大体上可分为：街门对、二门对、屋门对，均为立幅，每幅加一与立幅联文内容相符的横批也有的是一个“福”字。
内廷、王公府第多用白宣纸镶红边，也有的是用白纸书写后，然后再裱装在固定的格屉上面，联心的四周都镶以内红外蓝两条极窄的纸边。《燕京岁时记·春联条》在谈到王府这一形制时写道：“非宗室不可擅用”，且一般宗室也不可擅用，惟满蒙亲王、贝勒府、贝子府才悬挂这种格式的春联。其联文的书法是娟秀、妩媚、端正的馆阁体，联文的形制则是应制体，如“宝瑟和瑶琴，百子池边春满；金柯连玉叶，万年枝上云多”，且不用横批。清代，京官满人的大宅门多书：“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横批为“国恩家庆”。
一般住户的对联多用红纸书写，或为黑字，或为金字，联文如“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等等，横批为“一元复始”“三阳开泰”等。文人雅士、豪门大户的廊前明柱上有抱柱对儿，联文也颇具雅气，如“礼门仪路方规矩、治水仁山古画图”等等。
如主人家在一年内有父、母去世者，称之为守制，守制的家庭过年很少贴春联，极少贴联者，多用蓝纸联文也无嘉庆的含义。
春条是利用在写春联时多余的边裁下窄的长条，书联的人信笔写上几句吉祥的话语，谓之春条。京郊农村称之为“炕贴儿”，也有用整张纸裁写的，其形制多为斗方儿。
大春条多贴在窗框中间或墙壁上，书写的多为“合家欢乐，人口平安”“福在眼前，抬头见喜”，小春条的内容多为“人财两旺”“平安如意”“万事亨通”“五福临门”。此外还有贴在山墙上的“吉星高照”，正对门户的“出门见喜”，贴在影壁墙上的“鸿禧”“迎祥”，贴在佛堂前的“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以及贴在鸡舍、马棚、驴棚、猪圈、车辕处的“六畜兴旺”“大吉大利”“肥猪满圈”，贴在灯杆上的“青星高照”，贴在石磨上的“白虎呈祥”，贴在仓屯上的“五谷丰登”，贴在躺箱上的“黄金万两”等等。
春条以不拘地点、不拘内容、不拘尺寸大小、直贴斜贴随意的活泼形式而为人喜爱而沿袭，在突出喜庆氛围上起了很大作用，且是废物利用，显现了节俭的古风。
“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帖日临池，要知借纸原虚话，只为换得润笔资。”这是民国二十九年流传于京城的一首形容书春先生的《竹枝词》。书春就是写对联，称谓很多，诸如“点染年华”“借纸习书”“以字易鹅”“以笔代耕”，将此书写在大红纸上以做广告。
书春的人中，有闲居无事的文人，有寒假无聊的教书先生，也有三五结伴的中学生。书春者摆对子摊，需备一条案或八仙桌，上铺毡子（讲究主为红色）上设笔筒、端砚、洗子等文房用具，此外还有一小火炉及镇尺，各色纸张，择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将“书春”的字义贴在墙上，就算占了地盘。其时间一般自腊月二十左右开始摆摊，先写几幅做幌子以招揽主顾，联文内容可由主顾出言，也可商议，无论什么形制，门联、街门联、抱柱、斗方、各式春条均可应活儿，以量论价。
旧时的北京东单、西四、鼓楼、前门一带的对子摊不乏书法高人，字体清秀，联文亦雅，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一带的对子摊则比前者逊之，求者多为农夫农妇，只求纸色鲜明词句吉祥，多多益善，价格便宜就行。
已故的民俗专家金受申先生曾于1924年时与另外两个同学相邀办过对子摊，“共计一个月，赚铜元三百九十枚，每人分一百三十枚，我买了一对树根盆景，至今还种着石菖蒲做案头清供，这种‘孩儿体’尤被老太太所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