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京

  相传，当年袁世凯称帝之后，民间流传过一副春联，下联为“中华民族”，上联为“袁世凯”，一联四字，一联三字，寓意“袁世凯对不起中华民族”。字数不等或词性不合等在对联就叫“对不起”。后来的道歉语“对不起”（英语sorry）大概源于此。由此推类，今年可作春联，上联为“男足”或“谢亚龙”，下联为“全国球迷”，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今，春联之事，也颇让人有“对不起”之感。现在贴春联尤其是手写春联的人家似乎是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在城市中，许多家庭到了年根，往往以印刷品的“福”“春”字挂挂敷衍了事。这些年，中国年味越来越淡的说法不绝于耳，除了限制鞭炮等习俗改变，春联似乎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春节的关键词仅剩下“团圆”、“吃饺子”、“年夜饭”、“守岁”、“压岁钱”和“春晚”等几个了，而“写春联”、“贴门神”、“祭灶”、“腊八粥”、“年画”、“串亲戚”、“拜年”等让人有暌违已久的感觉。

  忆少小时在乡村，一到腊月，农民开始忙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蒸馒头……年三十熬一宿……”“年来到，年来到，闺女要花儿要炮，老头儿要个新毡帽。”忙年的内容包括买年货，蒸馒头，做祭灶火烧等等，这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买红纸，写对子，贴春联，上联下联横批，院门屋门上那么一粘，有一种红红火火的新年气氛。无论华北还是江南，过中国年，春联是重要的元素。

  可是，曾几何时，城市矗立起幢幢多层高层小高层超高层的住宅楼，再宽敞的楼道也缺乏视野和空间距离，许多单元房门都是一面开，墙上也缺少对称的地方，加之春联一纸，贴上容易揭下难，只能年年层层覆盖，难以保持墙面清洁完整，与现代都市整体审美似乎也不搭调，春联之不存似乎也情有可原。

  春联式微，看似必然，却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心理变迁的深层次原因。春联对于许多人和许多家庭而言变得可有可无，其实也是文化角色认知体系的变化所致。

  过去年画和春联承载了一些实用功能，人们用年画和春联祈福迎祥，寄托愿望或希望它祛灾避邪。“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在门神和春联中，人们希望来年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鸿运当头，鲜艳的色彩也构成了红火年节的审美符号。而如今，电视、网络、短信种种传播渠道，让人们的祝福万千遍地强调和重复，以至于熟视无睹，听而不闻，春联的内容承载功能大大降低。

  过去印刷的技术不能普及，绘画的制作依赖木版翻刻，而春联的制作则全凭手工，但也为民间艺人和文人雅士提供了发挥的载体和空间，民间也就约定俗成地形成习俗，就连穷苦如杨白劳除了为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之外还要请一对门神，“门神门神骑红马，大鬼小鬼进不来”，中国的民间美术、书法因此有了一大片受众土壤和“展览”时机。而如今，印刷技术日新月异，高仿真复制喷绘技术可以将一幢摩天大厦罩住，美术书法展览时有举办，人们对于年画、春联的社会性期待变得十分淡漠。而且，春联作为“一次性作品”也让一些自惜羽毛的书法家渐失兴趣。

  然而，说到底文化终归是需要仪式感的，春节的年味气氛中，春联曾经占据很大的比例。当今之世，若要恢复年画、春联的社会性期待，其实依赖于政府的提倡和文化市场的推动，更依赖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建立。君不见2008年，清明、端午、中秋等民族节日已让许多人重温过往的习俗，而春联作为优秀的文字书法载体也需要习俗的回归。我们试想一下，西方的圣诞节如果没了圣诞树、圣诞老人、烟囱中的传说、雪橇、袜子中的圣诞礼物、圣诞祈愿与祝福等，还能叫圣诞节吗？

  春联中包涵的东西很多，上联、下联、横批、对仗、平仄、合掌、两出、孤平、拗救等等，更可以折射出中国人对双数的崇拜，以及对中庸、平稳、和谐的普世理想价值，其特点与许多类型的文化大相径庭。我曾于2008年10月到法国举办展览，帮我们布展的沃霍尼卡女士就执意地把其中的一个对联挂得一联高、一联低，她觉得这样有变化、好看，我们觉得甚是别扭，非常“对不起”。

  春联的式微，看似是纸上的事，墙上的事，其实是心上的事，民族的事，大家的事。但愿，若干年后，回头看，我们不要感到“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自己。

  （作者系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美学学会副会长、青岛画院理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