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泰昌
朱光潜（孟实）先生84岁时曾说过：“我一直是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来的。”读过这位名教授数百万言著作和译著的人，无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便是阐述艰深费解的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也都是以极其晓畅通俗的笔调在和读者谈心。接触过他的人也同样感到，在生活中，他喜爱和朋友、学生随意交谈。亲切随和的谈心，汩汩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的思想和为人为文的品格。可惜的是，这些闲谈，其中许多并未形诸文字。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在燕园生活了四五年，还没有机会与先生说过一句话，更别说交谈、谈心了。50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学术空气活跃，记得当时全校开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擂台课，一门是《红楼梦》，由吴组缃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分别讲授；另一门是美学，由朱光潜先生和蔡仪先生分别讲授。那年我上大二，年轻好学，这些名教授的课，对我极有吸引力，堂堂不落。课余休息急忙从这个教室转战到那个教室，连上厕所也来不及。朱先生的美学课安排在大礼堂，从教室楼跑去，快也要10分钟。常常是当我气喘吁吁地坐定，朱先生已开始讲了。他是一位清瘦的弱老头，操着一口安徽桐城口音，说话缓慢，瞪着一双大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学大师。朱先生最初留给我的就是这使人容易接近又略带某种神秘感的印象。当时美学界正在热烈论争美是什么，是主观，客观？……朱先生是论争的重要一方。他的观点有人不同意，甚至遭到批评。讲授同一课题的老师在讲课时，就时不时点名批评他。朱先生讲课态度从容，好像激烈的课堂内外的争论与他很远。他谈笑风生，只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中国引经据典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讲得条理清晰，知识性强，每次听课的除本校的，还有外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员，不下五六百人。下课以后，人群渐渐流散，只见他提着一个草包，里面总有那个小热水瓶和水杯，精神抖擞地沿着未名湖边的水泥小径走去。几次我在路上等他，想向他请教听课时积存的一些疑问，可当时缺乏这种胆量。
60年代初，他从西方语言文学系到哲学系，特为美学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讲授西方美学史。我们及时拿到了讲义，后来这些讲义成为高校教材正式出版了。也许因为听课的人只有一二十位，房间也变小了，或许也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年龄增长了，在朱先生的眼中我们算得上是大学生了，他讲课时常停下来，用眼神向我们发问。逼得我在每次听课前必须认真预习，听课时全神贯注，以防他的突然提问。后来渐渐熟了，他主动约我们去他家辅导，要我们将问题先写好，头两天送去，一般是下午3时约我们去他的寓所。那时他住在燕东园，怕迟到，我们总是提前去，有时走到未名湖发现才两点，只好放慢脚步观赏一番湖光塔影，消磨时间，一会儿又急匆匆地赶去。星散在花园里的一座座小洋楼静谧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悄声地上了二楼，只见朱先生已在伏案工作。桌面上摊开了大大小小的西文书，桌旁小书架上堆放了积木似的外文辞典。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近了才放下笔，抬起头来看我们。他辅导的语调仍然是随和的，但我并没有太感到他的亲切，只顾低着头，迅速一字一字一句一句记。我们提多少问题，他答多少，有的答得详细，有的巧妙地绕开。他事先没有写成文字，连一页简单的提纲都没有。他说得有条不紊，记下来就是一段段干净的文字。每次走回校园，晚饭都快收摊了，一碗白菜汤，两个馒头，内心也感到充实。晚上就着微弱昏暗的灯光再细读朱先生的谈话记录。他谈的问题，往往两三句，只点题，思索的柴扉就顿开了。
我曾以为永远听不到朱先生的讲课了，听不到他的谈话了。十年内乱期间不断听到有关他受难的消息。其实，这二三十年他就是在长久的逆境中熬过来的，遭难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待遇，他的许多译著，如黑格尔《美学》三卷四册，这一国内其他学者难以替代的贡献，就是在他多次挨整、心绪不佳的情况下凭借顽强的意志完成的。
1980年，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和朱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这种接触比听他的课、听他的辅导，比师生之间的交谈更为亲切透彻。作为一位老师，他的说话语气再随和，在课堂上，在辅导时，总还带有某种严肃性。20年前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听他两三个小时的谈话，他连一杯茶水也不会想起喝，当然也不会想起问他的学生是否口渴。现在，当我在客厅沙发上刚坐下，他就会微笑着问我：“喝点酒消消疲劳吧？中国白酒，外国白兰地、威士忌都有，一起喝点！”我们的谈话就常常这样开始，就这样进行，就这样结束。他喝了一辈子的酒，酒与他形影不离。他常开玩笑说：“酒是我一生最长久的伴侣，一天也离不开它。”我常觉得他写字时那颤抖的手是为酒的神魔所驱使。酒菜很简单，常是一碟水煮的五香花生米，他说：“你什么时候见我不提喝酒，也就快回老家了。”在他逝世前，有一段时间医生禁止他抽烟、喝酒。我问他想不想酒，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摇摇头。有年冬天我见他又含上烟斗了，我问他想不想喝酒，他睁大眼睛说：“春天吧，不是和叶圣老早约好了吗？”
我记得我1980年再一次见到朱先生，并不是在他的客厅里，朱师母说朱先生刚去校园散步了。我按照他惯走的路线在临湖轩那条竹丛摇曳的小路上赶上了他。朱先生几十年来养成了散步的习惯，清晨和下午，一天两次，风雨无阻，先是散步，后来增加打太极拳。我叫他：“朱老师!”他从遥远的回忆中回转头来，定了定神，高兴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夕阳将周围涂上了一片金黄。在路上，他仔细问我的生活起居，当听说我晚上常失眠，吃安眠药，他批评说，文人的生活一定要有规律，早睡早起，千万别养成开夜车的习惯。下半夜写作很伤神！他说写作重要是能做到每天坚持，哪怕一天写一千字，几百字，一年下来几十万字，就很可观了，一辈子至少留下几百万字，也就对得起历史了。他说起北大好几位教授不注意身体，五十一过就写不了东西，开不了课。这很可惜。他说，写作最怕养或一种惰性，有些人开笔展露了才华，后来懒了，笔头疏了，眼高手低，越来越写不出。脑子这东西越用越活，笔头也是越写越灵。
我谛听朱先生的多次谈话，强烈地感到他的真知灼见是在极其坦率的形式下流露出来的。他把刚写的一份《自传》的原稿给我看。我一边看，他顺手点起了烟斗。他备了好几个烟斗，楼上书房，楼下客厅里随处放着，他想抽烟就能顺手摸到。朱先生平日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而多备烟斗这个细节，却反映了他洒脱马虎之中也有精细之处。他想抽烟，就能摸到烟斗，比他随身带烟斗，或上下楼去取烟斗要节省时间。
他说：“这篇如你觉得可以就收进《艺文杂谈》里，让读者了解我。”我觉得原稿中有些自我批评的谦辞过了，便建议有几处要加以删改。他想了一会儿，勉强同意，“不过，”他说，“我这人一生值得批判的地方太多，学术上的观点也常引起争论和批评，有些批评确实给了我帮助。一个人的缺点是客观存在，自己不说，生前别人客气，死后还是要被人说的。自传就要如实地写。”时下像朱先生这样恳切地暴露自己弱点的实在鲜见，难怪冰心听到他逝世消息时脱口说出他是位真正的学者。最近我编《十年（1976—1986）散文选》，特意选了《自传》，愿意更多的朋友看到他瘦小身躯里鼓荡着的宽阔的胸怀。
在我的记忆里，朱先生的闲谈从来是温和的，缓慢的，有停顿的。但有一次，说到争鸣的态度时，他先平静地说到批评需要有平等的态度，不是人为的语气上的所谓平等，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在需要争论的地方开展正常的讨论。说着说着，他突然有点激动地谈起一篇文章被争鸣的例子，过去许多本来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用某种方式批评，结果变成了政治问题。朱先生希望中青年理论家要敏锐地发现问题，敢于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那些年，每次看望朱先生，他都要谈起翻译维柯《新科学》的事。这是他晚年从事的一项浩繁的工程。他似乎认定，这部书非译不可，非由他来译不可。他毫无怨言地付出了晚年本来就不旺盛的精力。他是扑在《新科学》的封面上辞世的。他在83岁高龄时，动手翻译这部近40万字的巨著。起先每天译一两千字，后因病情不断，每天只能译几百字，前后共3年。他考虑这部书涉及的知识既广又深，怕一般读者阅读困难，决定编写一份注释，待再版时附在书末。家人和朋友都劝他，这件事先放一放，或者委托给年轻得力的助手去做，他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休息，精力好了，抓紧写些最需要他写的文章。他考虑过这个意见，最后还是坚持亲自编写。他说，换人接手，困难更多，不如累我一个人。有次在病中，他说希望尽快从《新科学》中解脱出来。他想去家乡有条件疗养休息的中等城市埋名隐姓安静地住一段。但是，对事业的挚爱已系住了他的魂魄。在他最需要静静休息的时刻，他又在不安静地工作。他逝世前3天，趁人不备，艰难地顺楼梯向二楼书房爬去，家人发现后急忙赶去搀扶，他喃喃着说：“要赶在见上帝前把《新科学》注释编写完。”
朱先生的记忆力在去世前一两年明显有衰退。有几件小事弄得他自己啼笑皆非。有次他送书给画家黄苗子和郁风。分别给每人签名送一本。郁风开玩笑叫我捎信去：一本签两人名就行了。朱先生说原来晓得他们是一对，后来有点记不准，怕弄错了，不如每人送一本。过了一阵，他又出了一本书，还是给黄苗子、郁风每人一本，我又提醒他，他笑着说：“我忘了郁风是和黄苗子还是和黄永玉……拿不准，所以干脆一人一本。”小事上他闹出的笑话不止这一桩。但奇怪的是，谈起学问来，他的记忆力却不坏。许多事，只要稍稍提醒，就会想起，回答清楚。1983年秋天，他在楼前散步，躲地震时临时搭起的那间小木屋还没有拆除，他看看花草，又看看这间小屋，突然问我：最近忙不忙？我一时摸不清他的意思，没有回答。他说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合作搞一个长篇对话。你提一百个问题，我有空就回答，对着录音机讲，你整理出来我抽空再改定。我说安排一下可以，但不知问题如何提？他说，可以从他过去的文章里发掘出一批题目，再考虑一些有关美学、文艺欣赏、诗歌、文体等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所谈可长可短，平均两千字一篇。他当场谈起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写的有关园林艺术的专著，很有价值。他说，从园林艺术研究美学是一个角度。外国有两部美学辞典，关于“美”的条目就列举了中国圆明园艺术的例子。他答应空些时翻译出来给我看。那天，我还问起朱先生为什么写文艺评论，为什么随笔喜欢用对话体和书信体。他说你这不就提了两个问题，你再提98个题目便成了。他又说，你还问过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对后来的文艺发展究竟哪个的影响大？这又是一个题目。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红楼梦》是散文名篇，有人认为“散文名篇”应改为“著名小说”，他不同意，为什么？这里涉及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问题。他笑着说：题目不少，你好好清理一下，联系实际，想些新鲜活泼有趣的题目。我们约好冬天开始，我一周去一次。后来由于他翻译维柯《新科学》没有间歇，我又忙于本职编辑工作，出一趟城也不容易，就这样，一拖再拖终于告吹。朱师母说，朱先生生前有两个未了的心愿，一是未见到《新科学》出书，一是未能践约春天去看望老友叶圣陶、沈从文。我想，这个闲谈记录未能实现，也该是朱先生又一桩未了的心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