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逢安
2月19日，总参原兵种部政委田永清将军给我打电话，说晚上请我与二月河一起吃饭。
二月河，何许人也？连续创作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13卷530多万字的“落霞三部曲”长篇历史小说，风靡大陆、港台及东南亚，在美国被评为“海外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中共十五、十六、十七大代表；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听说与二月河这样闻名遐迩的大作家会面，既有些紧张，也有些兴奋，还有些不屑。紧张的是，二月河名气太大，生怕我一个对文学懵懵懂懂的小字辈在人家面前不自在，一旦说错了什么，让人笑话。兴奋的是，能与蜚声海内外的“皇帝作家”相识，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幸事。不屑的是，早听说名人一般都比较“牛”，与名人打交道，常常要忍受一些坏脾气，他会高傲，会狂狷，会怠慢，晦气得你想扭头就走永远不想再见他。
路上，田将军把他与二月河相识相交到相知，从二月河的脾气秉性，从他利用军旅生涯刻苦读书到转业后走上作家之路，向我娓娓道来。
二月河原名凌解放，1945年农历九月出生于山西省晋阳县。当时人们正沉浸在抗战胜利和上党战役报捷、家乡获得解放的欢乐之中。身为县武委主任的父亲凌尔文和战友们一起给这个婴儿起名叫“凌解放”。“凌解放”和“临解放”谐音，带有盼望和迎接解放的意思。“二月河”是他40岁出版《康熙大帝》第一卷时，首次用的笔名。他认为，自己创作的是长篇历史小说，而自己的名字叫凌解放，一个历史，一个现代，不太协调，于是就顺着“凌解放”三个字的意思，凌乃冰凌也，解放者，开春解冻也。冰凌融解，不正是二月河开的景象吗？“二月河”的名字便应运而生。
“知道二月河是大作家的人很多，但知道他当过10年兵的人就不多了。”田将军说，“参军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0年的军旅生涯，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10年，是他人生中极其重要的阶段。”我很想了解军旅生活的磨砺与二月河后来写出厚重的文学巨著有着怎样的联系？可又担心名人“牛气”，不好打交道，田将军看出了我的顾虑说，二月河确实比较“牛”，但他是看对象的，他也确实有脾气，但也是分人的。河南女作家王钢在给二月河的一部书写序时，曾这样评价二月河：这个军旅烽火中诞生的孩子，思想摇篮是先天的粗糙和沉重，人生乳汁是先天的充沛和雄强，生命元气是先天的豪放和莽直，所以，他的牛气是生于解放之前，与生俱来，草莽之时比在庙堂之上更冲更烈。不过有一点他是一以贯之的，见贫民百姓从来不牛，见军人从来不牛。一入这样的群体，他便如鱼得水，惬意快乐。
当我们坐在饭桌旁，忽然有人戏谑地喊道“皇帝驾到”，原来是二月河来了。大家握手寒暄，我不知怎么称呼好，就边握手边小声地说“二老好”，他却幽默地回了一句：“只有一老，糟糠在老家打‘飞的’也来不及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席间，三杯酒下肚，我胆子也大了起来，提出想请二月河讲讲他的军旅生涯。二月河抬起头，尽力睁大那双眯缝的眼睛，直视着我，说：“好，今天在座的大都是军人，我就讲讲。”说起当兵的历史，这位年逾花甲的大作家，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幸福。
“我1968年23岁参军，1978年10月转业，十年半的光阴。我当的是被称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程兵。在部队我开过山、放过炮、打过眼、挖过煤，什么苦活累活险活都干过。”这时，田永清将军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故事：有一次，在打坑道时，由于点火引爆，他险些被窒息在坑道里，若不是他急中生智，把军用胶鞋顶在头顶，顺着巷道狂奔快跑，恐怕今天的文坛上就因少了二月河而寂寞许多。还有一次，在推运装石料的翻斗车时，由于极度疲劳，他从两层楼高的河堤狠狠地摔到了河滩上。“部队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和体魄，练就了执著地干好一件事情的功夫。这几年媒体采访我，我都谈到一个观点，没有这10年的军旅生活，就不可能有二月河。”说这话时，二月河的眼里泛着晶莹的光泽，目光炯炯散发着一种向往的神情。
二月河军旅生涯的整个过程，正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极度泛滥的时期。作为喜欢读书，喜欢文学、史学和哲学的他，只能靠捡书、抄书和利用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之便，私下里偷偷地阅读。《辞海》、《莱蒙托夫诗选》、《宋元学案》等部队搬家时扔掉的书，都被他捡了回来。他还手抄过《一双绣花鞋》、《聊斋志异》等书籍。二月河说：“在部队的10年，就是读书的10年。除了二十四史、先秦诸子百家，还有儒教、道教方面的书都读了一些。这些积累，使我逐步提高了古文修养。虽然有些不能全读懂，但读过以后，再来读明清人笔记、明清人古迹，就可以像读报纸那样得心应手，也可以写一些很完整的诗词和古文。”
部队是所大学校，二月河的人生从这里开始，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在这里形成。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政治氛围相对比较宽松的军营，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二月河不但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著作，还学习了英语，而且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当我穿上长头靴、趟进黑水巷道里去挖煤，感觉自己走到了人生的最底层。最底层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人生低谷，我无论从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上。我自学的意志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二月河说，“我白天打坑道，晚上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资料、读历史书籍，虽然苦一些累一些，但心情是十分愉快的，没有一点压抑感。”
听着二月河的讲述，作为一名现役军人，我尽力地去感悟他们这代军人的风骨和执著，努力把自己融入其中，静静地去品味那种艰辛、那种境界、那种豪情。
军旅生涯不但积蓄了二月河思想上、精神上的力量，更锻造了他强健的体魄和顽强的意志品格，为日后创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写《康熙大帝》系列时，二月河已过而立之年。他白天上班，晚上收拾停当10点多开始写作，每次都写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20多年研读资料、进行创作，他没有两点前睡过觉。仲夏酷暑，夜间写作时，为了消暑和防止蚊虫叮咬，他就把两条腿放进桌下的水桶中。寒夜写作，到了凌晨两三点瞌睡难耐时，他就用烟头烫胳膊。写完《康熙大帝》第一卷时，他因劳累过度得了“鬼剃头”。他的幼女抚摸着他的头说：“这一块像尼加拉瓜，这一块像苏门答腊，这一块像琉球群岛。”500多万字的3部大书，二月河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为了追求最佳效果，他固执地坚持用笔而不用电脑写作。他风趣地说：“爱吃面的人都知道，手擀面比起机器压出来的面，味道好多了！”
“如果没有部队练就的好身板，培养和铸就的坚强意志，这个工程量肯定是做不下来的。”二月河说，“搞创作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人形容像女人生孩子。搞创作也是一个很孤寂的事情，是一个人在战斗。如何学会安慰自己、独立作战不辱使命，如何冒着敌人的炮火朝着胜利的目标前进，这些都需要具备一名战士英勇无畏、勇往直前的品格。”
二月河在部队进步很快，入伍的第三年，就由战士直接提干，而且一提就是副连职，还当过连队的副指导员。说起部队的生活、环境，战友对他的帮助和影响，二月河总是怀着感激之情：“在那样的时期，部队的领导都很支持我，我在部队读书学习，阅读资料、考证史料等，没有受到任何的批判，也没有任何人为难我。反而是到了地方，‘文革’已经过去了，你要做什么事情还要特别小心翼翼。比如下班时人家拉你打扑克，我明知还要写作，打扑克的时间对我来说恰好是写作的黄金时间。‘我要回去写书不能和你们打扑克’，这话是绝对不敢讲的。这种环境和部队不能比。人是不能够忘本的，所以我现在所交的朋友，大多都是军人。10年的军旅生涯，已经构建了二月河的基本构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