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傅振伦、启功、史树青、杨仁恺等文化老人相继辞世，为文化界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追思。近日，冯鹏生先生的《中国木版水印概说》列入了《北京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集成》，在增订版的《概说》中，冯鹏生增加了对启功、史树青、杨仁恺、傅振伦四位老人的回忆文章，此文将分上、下两部分在本刊首发，以飨读者。

  冯鹏生

  “不畏浮云遮望眼”——忆与启功先生的点滴事

  启功先生逝世于2005年6月30日，寿年96岁。他是名震遐迩的书画家、鉴定家、训诂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在多学科中都有其真知灼见，业绩彰著，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尤其是他那种卓荦大气、霭然待人的风尚，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认识先生很早，却从未敢前往问学打扰，只是在“无不可”的情况下，也曾冒昧请教。大概是在1978年，先生在中华书局校点《清史稿》。忘记是什么机缘，先生通知我将一篇关于装潢历史演变的稿子送去，帮助定酌。那时我仍属年轻，凭着“气盛”，将稿子送往先生临时工作的地方。当我骑车到中华书局时，先生已在那儿等候。那个时期写的稿子值得请先生斧正吗？我那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尽管如此，过了几天，先生竟通知我到他的小乘巷寓所见面。几位兄长陪我到了小乘巷一间狭小的卧室兼工作室。室内到处堆放着书籍和纸张，我们只好坐在先生的卧床边。未等寒暄，先生便伏案翻开了我那篇所谓文章，逐字逐句地念，随之以铅笔改谬，当看到书画形式沿变的段落时，先生说：“立轴条幅画，唐时已经定型，不是有杜甫为王宰山水图的题诗吗？‘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当时的书画形式，并不完全是横卷。”在座的几位都被先生顺手拈来的诗句所折服。因稿子冗长，先生边看边改后，已近午饭时刻，我们几个起身告辞，记得当时都没说声谢谢的话，先生反倒有些歉意地说：“到吃饭的时候，走啦！”接着他又像哄孩子见面给些糖果似地说：“等等。”先生忙挑选了一幅法书，援笔即题了上款，随之又卷起10多幅他的字说：“这是最近写的，送给孩子们的老师，他们会喜欢。”我惭然地接了过来。因为赐我的那幅墨宝有上、下款，先生过于自谦，故而一直置于书橱，30年之久从未张挂。后些年我懂得了，知道先生是画家，必然要经营勾勒、晕染；知道先生是书家，必然要临池磨墨，凝神于扬波折节，中规合矩；知道先生是鉴定家，必然要精研历代书画，查阅古籍，然后铸成黄钟大吕之音；知道先生是名震遐迩的学者，必然要考虑得当落笔，抑引随时，变通适会而构著鸿篇；知道先生是训诂家、文学家、教授，必然要斟酌讲义，准时课习子徒；况后些年启功先生又肩负着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等要职，必定诸事繁多，时间极为宝贵，故从未有名为“看望”，实为“打扰”的举动。但凡经过我向先生索取“赐墨”或题写书名堂号的，我多是便中请人代办，且一一应愿。记得1986年的一天，先生还着人转来一幅写给我的法书，诗意含蓄，并有题记数行。经反复咀嚼，方领悟到其诗是旨在鞭策我于事业上应图精进，其边题褒责有之：“我曾有出语不当处，应自省”，反映出了先生对人的真谆之意；所指我的“擅长”则言之有过。故而此幅也未曾敢于示人，也只是摺叠着置于书架20多年矣。

  如今回想起来，我烦劳先生所做的事情太多了，不知耽误了他多少宝贵时间。即是在“稿酬”通行的情况下，凡我托办的事情，并没给过一次报酬，我也尚无一杯热茶敬给先生，反倒让先生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先生病中，多次拟随他人去医院看望，总是唯恐“添乱”而作罢。虽多次请人带去祝愿，但在启功先生仙逝三年后的今天，尤感深深的愧疚和忏悔。前辈宋振庭曾为我书联云：“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先生卓然不同，对于弱小的求助者，总是投以一腔的热情。先生旅途漫长，艰难坎坷，有沉有浮，但能心胸坦荡，意气峻爽，宏著等身，吐纳自深，酌处万机，适度得宜，令人仰慕，堪称学界之楷范。揣其成因，我认为恰如宋王安石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竹才生便直，梅到死犹香”——怀念史树青先生

  史树青先生是一位博学、执着、坦诚、率直，令人尊敬的老人。因为他知识面广，所以对于一些他人难以涉及的问题的研究，他都视为己任，探赜索隐，取精用宏，直至讲深说透为止，显示出了强烈的敬业精神，堪称文博界的知识支柱。

  先生寿年86岁，于2007年1月7日逝世。我认识先生已是70年代末，那时为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大批辽代文物，成立了应县木塔文物整理小组，先生任组长，我也忝列为小组成员，故能有幸经常随他和傅振伦、张畅耕、郑恩淮诸先生整理刻经、写经、绘画等。这批文物是研究辽代历史、经济、文学、艺术、宗教以及科学技术的第一手资料，极为珍贵。因为是在塑像内发现的，秘藏800年间，屡经鼠患，部分经卷、画幅已残断酥裂，有的撕成碎片，有的糜乱成团，故而需要清洗展平碎片，依经文校核复位，逐字句地相字形，鉴纸质，量碴口，进而修补成卷，逐而考定经名画名，释读内容，编写叙录。在这大量的工作中，史先生总是先说出自己的修复方案、研究思路，引导大家各抒己见。后来将多年的研究成果辑成《应县木塔秘藏》巨册，由文物出版社见梓，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数年的研究过程中，史先生所显露出的大学者风度令人钦佩。正如前辈冯其庸先生在《怀念史树青先生》一文中所概括的那样：“史老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鉴定家、学问家，而且是一位胸怀坦诚，绝无城府，真正的纯真的人。”史先生往往在阐述一种观点时，只论事，不论人，直言坦陈、观点明朗、毫不造作，具有那种令人敬重的“千首诗倾万户侯”的凛然气慨。但他在生活上是非常节俭的。整理小组有时在饭店活动，每当开饭前，先生总是先嘱咐经办人说：“不要乱点菜，吃点饭就行啦，国家的钱要节俭。”

  先生在研究学问方面，具有严肃谨慎、一丝不苟的作风。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他就木塔发现的12卷《契丹藏》的重要性说：“就全藏的雕版而论，当属《开宝藏》为最早，惜现存仅是残卷，还有人说这些残卷，亦属崇宁、大观（1102—1110）年间重印。现在推知《契丹藏》是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间开始雕造，尚属国内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刻本，极其珍贵。多年来，学者们未睹实物，都在翘首企盼，所以我们要准确无误地将这些经卷的原貌、特点表述出来，公诸于世，这对于研究辽代的经济、文化、科技等都有重大意义。”又如他发表在1986年第6期《文物》上的一篇《应县木塔佛容寺发现的辽代俗文学写本》，文中先生所引用的第一手资料，大都是写在了卷子的正反两面，残损严重，这些文字缺头少尾且笔迹潦草，又无句逗，乱如天书，很难释读。史先生对这些残经断本逐一考证，释读原文，明确内容，然后分别判定哪本属讲经文，哪本属讲经念诵，哪本属何经的变文俗讲，哪本属类似后来的白话小说，哪本属五言、七言唱词等等，都厘定得清清楚楚。先生为证明这批文物的重要性，还以此与敦煌发现的各种俗文学本子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说：“这次木塔发现的辽代讲经文、变文、俗曲等，不论内容、仪式，都可看出唐、辽时期寺院的俗讲基本无大差异。”诸如上述，那些学问都很窥伺，而先生都能弄清来龙去脉，显示出了他深厚的学养，有几人能与之比肩？

  凡是比较了解史先生的人，无不赞赏他对文物事业那种无限热爱、忠诚的精神。记得1990年前后，他嘱我一定要做好一件事情：山东即墨县发现一幅明代的重彩人物画，画面人物的脸部，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以墨汁涂盖。有一天，先生通知我到历史博物馆一趟，商讨去污办法。此为绢本，墨已浸入绢缕，如何去净？我有难色。但先生却执言说：“类似这种情况的有一批，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如不设法修褫，已如废物。这批文物比较重要，你去试试，只能修好，不能搞坏！”先生的责任心感染了我，只能遵着先生的宣言，将画携回摸索去净。过了些天，当先生看到画上的污墨已除，画面焕然，神形毕现，非常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寄来一册《人民中国》杂志。原来先生请人写了一篇文章记述其事，并刊发那幅画修整后的照片，以示对晚生的勉励。在随先生整理辽代文物期间，为了弄明白一些佛画和经扉画的表现内容，就必然要找些不易找到的参考书籍。当时已过花甲的史先生从不摆出大学者的架子，需要查书，他就带领我们几位后学多次到图书馆查找，并随时为我们讲述使用工具书的便捷方法。和他在一起，总觉得像沐浴着和煦的阳光。

  先生可歌可颂的事例，枚不胜举，种种事实说明，论学识，他广博深厚；论处世，堪称风范；论品尚，他率直赤诚，浩然无瑕。宋人黄庭坚诗云：“竹才生便直，梅到死犹香。”史先生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员、特聘教授，装潢史及雕版印刷专家，书画鉴定修复专家。见报文字有结构调整和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