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勇

  看到中华书局推出“中华私塾”的报道，我担心这不过是中华书局的一次商业举动。因为书局一位经理说过，开办中华私塾，是要拓展产业链。——在这里，“中华私塾”与“产业链”关系密切，不是商业举动又能是什么？

  不过，虽然是商业举动，但这种现象还是值得分析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的国学持续升温。一开始，国学热基本上是学术界的事情，而学术界的国学热也自有其理路可循。“激进”之后往往“保守”流行，这差不多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规律。新文化运动时，胡适高举“反传统”大旗，不可谓不激进，但很快他就“整理国故”去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激进主义理论大行其道，萨特便很得势。但“风暴”一过，人们就开始想念保守主义，于是雷蒙·阿隆声名日隆。90年代学术界的国学热亦可作如是观。

  学术界的国学热如何就变成了全社会的国学热，原因很多，这里无法展开一一分析。

  然而我们看到，很多出版机构以此为商机，开始了所谓的大众国学传播。例如以整理和出版古籍而闻名的中华书局也出版了以《正说清朝十二帝》、《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论语〉感悟》等为代表的大众国学读物，同时还出版了以“中华经典藏书”为代表的国学经典普及读物。

  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全社会的国学热很大程度上是媒体与舆论推动的结果。媒体一造势，大众便有了接近国学经典的冲动。因为原汁原味的国学经典看不懂，所以“大众国学读物”之类的东西便大行其道。

  大众学国学是国民文化素质提高的一种表现，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读完了于丹的书你就有文化了吗？我看未必。许多人都认为大众国学读物对于普通大众是有益无害的，这种“聊胜于无”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很值得商榷。

  “国学热”催生 “国学商业化”，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存在一定弊端。

  有位学者将国学经典原著比作“精神母乳”， “经典代读”比作人工合成的代乳品。用“经典代读”哺育大众，弊端多多。一方面会切断大众与精神母体的联系，阻隔大众充分吸取“精神母乳”的渠道；另一方面大众会对 “精神代乳”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长此以往，必然会养成一种文化惰性，甚至使大众对“精神代乳”品失去鉴别力与鉴赏力，进而产生 “精神代乳”品就是“精神母乳”本身的文化幻觉，最终导致对经典本义的误读与历史本相的误解。

  无论是大众国学读物还是解读式的国学班，其实都是“经典代读”的产物。但无论是某些媒体还是出版社，他们对于这种代读所造成的弊端并不在意。原因很简单，他们追求的是收视率与图书销量，而文化含量流失或缺失之类的问题是不在其考虑之列的。这样一来，书出得越多，代读的幅度越大，进入人们脑子中的那个“文化”可能就越有问题。而文化生产与消费一旦形成一种互动关系，表面上仿佛是传统文化大繁荣，实际上却可能是传统文化大变脸。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来说，这不一定就是件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