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卫国
前不久，辛龙告诉我，最近在尝试用成语进行诗歌创作，正在写一首反腐倡廉主题的四言诗。过了几天，他就把诗歌通过邮件寄给了我。说实话，当初他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同时大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认为这是一项极难的工作。及至拜读了他的大作，不由得深深为辛龙的探索精神所折服，更为此诗的独具匠心而击节称妙。
成语是中华民族的语言瑰宝，但是以成语作诗，笔者以为在语言上有三难：
第一，每一个成语都是单独成义的。要把每一个孤立的成语做成一首诗，连缀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单元，其难度非常之大。用成语作诗，不同于以散文化的语言作诗，积字为句，积句成篇，相对比较困难。
第二，作者要熟稔成语的具体含义、来源及其文化内涵，并能够灵活运用。成语成千上万，看起来选择余地很大，但是要围绕同一个主题将这些成语选择出来，其难度有时候无异于大海捞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过，“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对于作者来说，也必然面临这一问题。
第三，用成语写诗，需要押韵。否则，就失去了其浓郁的古典气息和朗朗上口的节奏韵律。但是，要找到合适的韵，又谈何容易？韵是一首诗在韵律上的关键，不同的声韵会传达出不同的声情，甚至会关系到一首诗（或词）的感情基调。而要找到合适的韵脚，殊非易事。
但是，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形式上的问题。在作者的笔下都涣然冰释了。他用了272个成语，把全诗串成了一个浑然的整体。全诗不但富有整齐美、节奏美、韵律美，而且在成语的运用上，也是极尽其妙。如“酒池肉林”源于《史记·殷本纪》：“（纣）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在司马迁的笔下，本来写的是殷纣极端荒淫糜烂的生活。在《汉书·张骞传》则用来形容酒肉之多：“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在该诗中，作者如此写到：“民生凋敝，作壁上观，敷衍塞责，尸位素餐。酒池肉林，狼吞虎咽，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笔端含着讽刺和憎恨，在写酒肉之多的同时，把贪官污吏的尸位素餐和饕餮酒肉的贪婪之相，刻画得入木三分。
全诗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进行了正面的歌颂，歌颂那些彪炳千古的“忠臣烈士”。如果做狭义的理解的话，“初出茅庐，神机妙算，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日理万机，孜孜不倦，鞠躬尽瘁，灯尽油干”，可以视为作者歌颂的是诸葛亮；“狼烟四起，生灵涂炭，精忠报国，解民倒悬。壮志未酬，怒发冲冠，碧血丹心，义薄云天”，可以理解为岳飞；“铁面无私，忠肝义胆，两袖清风，正气凛然。大义灭亲，率先垂范，不畏强御，执法如山”，可以理解为包拯。尽管在今天看来，他们三人身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诸葛亮、岳飞、包拯又无疑是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忠臣烈士的典型代表。作者采用选取典型的方法，很巧妙地叙写了历史，完成了正面的歌颂。
该诗的第二部分，实则是作者笔锋暗转之处，作者指出自古以来就有贪官污吏混迹于政治舞台上，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是其共同特征。诗歌至此，还只是概念式的。所以，作者在第三、四、五部分集中笔墨塑造了一个贪官污吏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是按照从其发迹到落入法网的历程展开。第二部分着重描写其发迹前的惯用手段：道貌岸然、哗众取宠、巧言令色、口蜜腹剑、颠倒黑白、趋炎附势等；第三部分写其获得权力之后的种种恶劣行径：盛气凌人、大权独揽、结党营私、上下其手、好大喜功、生活腐化、欺上瞒下、横行乡里等；第四部分则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贪官污吏在东窗事发之后的种种惨相；第六部分则阐述了作者对权力的理解和反腐倡廉意义的思考：守土有责，应该造福一方；反腐倡廉，则会国泰民安。
全诗6个部分浑然一体，作者写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既显示了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又显示了作者扎实的文学语言功底。
一首诗词写得好坏，或者说是否有“诗意”，作者的艺术想象力是决定成败的关键。黑格尔指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想象的任务只在于把上述内在的理性化为具体形象和个别现实事物去认识，而不是把它放在普通命题和观念的形式去认识”。艺术创作过程同时也是理性的感性化、思维的形象化交融互化的过程。具体到诗词创作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到过的“诗要用形象思维”。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三个特定范畴，大体来说，抒情性的诗词多用比、兴之法，说理或描写性的诗词则多用赋法。该诗是一首言理诗，所以该诗在总体上是一首言理诗，因而该诗基本上也是多用赋法。但是，其中也有比兴，如“结党营私，因人划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拔茅连茹，相庆弹冠，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宝马香车，沉鱼落雁，纸醉金迷，通宵达旦。蝶浪蜂狂，逾闲荡检，卜昼卜夜，欲壑难填”。像这样的段落，既是赋，其实同时也是比、兴。该诗创造的贪官污吏形象，既来自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同时，也是现实中的某些目无法纪的贪官污吏形象的写照。“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钱锺书《管锥篇》）如上所述，正是因为作者凭借着对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塑造了贪官污吏的“这一个”形象，并使之跃然纸上。如果不是如此，该诗就只能是概念式的、口号式的作品。
该诗共分6章，每8个成语为一节，共计34节，使用成语272个，这一呈现方式本身，就体现出了一种整饬之美。而用成语写诗，从修辞上来说，也同样使人感觉饶有兴味。用成语来写四言诗体，这是作者的一个创造。
单就用典这一点来说，该诗的特点十分突出。按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根据对历代诗文的分析，指出用典可以分为两类：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据此，笔者认为，用典的这两类可以分为语典和事典。从这一角度来讲，该诗是句句用典。用典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起到信息扩容的作用，从而收到言约意丰甚至进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好的用典应当“不隔”，用如己出而不使人觉，这是用典的最高境界。但是，用典也容易产生“掉书袋”的弊端，使人产生“隔”的感觉。该诗可谓字字有来历，但是因为所用成语都是在现实语言中非常活跃的语言元素，所以不但没有“隔”的感觉，而且读来依然韵味盎然。
该诗通体用成语写成，我认为作者以成语为媒介，找到了现实与传统的契合点。成语是汉民族语言的瑰宝，同时也是汉民族智慧的积淀与结晶。用成语创作出弘扬时代主题、反映廉政文化建设的四言诗体，这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作者贡献给当代诗坛的一个创造。但是，任何作品的好坏，诚如宋代苏轼在 《答谢民师书》所说：“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同样，作者的这首作品，也必须经受时代和读者的共同检验。
（作者系古代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