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燕

  2005年,我曾策划过《汉语的危机》一书的出版，当时之所以策划这个选题，是由于发现汉语的发展问题正逐渐被文化学术界普遍关注。在由季羡林、任继愈、王蒙等发起的“2004年中华文化高峰论坛”上，很多学者对汉语在全球化语境下所面临的危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王蒙呼吁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应该重视汉语的传承。之后不久，余光中、莫言、苏童、马原等作家在上海的“文学与人文关怀”高校论坛上，也发出了同样的警示：优雅的汉语正濒临失落与亟待拯救的边缘。

  近些年，在编辑、阅读作品的过程中我发现，当代中国作家在创作中，几乎都走在一个介乎 “欧化”了的现代汉语与带翻译腔的“西文”之间的“中间道路”上。而批评界和理论界的学术话语也“西化”色彩浓重，从概念、范畴到理论命题，都很少使用传统古典文论的内容，出现“失语”的症状。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学者为抵抗“文革”模式化语言的束缚，主动选择了“西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加速了汉语传统的断裂。书面语语言境况如此，口语语言亦已在来自英语、网络等的侵蚀下被严重损害。汉语在逐步走向式微。对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在朋友的推荐下，于是有了我与《文艺争鸣》杂志社朱竞的合作有了《汉语的危机》一书的出版。

  《汉语的危机》收录了30余篇论述当代汉语现状及如何重建汉语传统的文章，文章作者有学院派理论家、学术研究员、作家、诗人以及自由撰稿人等。在这本书的最后定稿问题上，我多次与朱竞讨论，花费了很长时间，主要原因是出于对此命题的审慎态度，力求使其学术严谨、立论充分，有深度、有广度，能够集中展示当代中国学人对汉语危机的直面反思，展示一代学人真诚崇高的汉语文化使命感。同时，让更多的使用汉语的中国人乃至与汉语有着亲缘关系的全球华人都认识到汉语是华夏民族存在之家。

  《汉语的危机》出版后，即刻在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北京大学谢冕教授表达了他对于汉语危机难以名状的心情：“当前汉语的境况实在令人担忧。简化汉字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随之而来的混乱，已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它已‘培养’出至少不止一代不认识繁体字、不会使用毛笔，更不会阅读古代典籍的中国人。这些人是‘新文盲’。而且这个队伍还在不断地扩大。社会是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着，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一步一步地走出中国古典文明的灿烂。更多的中国人正在远离那种由辉煌的古典文学作品培养的优美的文笔、高雅的谈吐以及端庄的举止。我常想，不会读古书和使用文房四宝的中国人是可悲的。”王岳川教授就汉语思想问题阐发了他的见解：“汉语思想是汉语精华的体现，也是中华文化的集中展现。古典的汉语思想无不充满诗意，语言的简洁明快、意蕴悠长，思想的辨证圆融、朴实无华，这是汉语思想的魅力所在。汉语思想是用母语思考祖国的现实与未来。汉语思想也是用最适合自己的语言思考世界的现实与未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这是汉语思想对中国的意义。”陈晓明教授对于语言的发展指出：“能指的盛宴实际还是后现代时代感性解放的产物，只有感性的彻底解放，向着彻底解放前进，人们才能如此狂热地运用语言，使语言到处泛滥成灾，使当代生活变成一种鲍德里亚所说的符号化的生活，使城市成为符号的中心，不再是政治、经济和权力的中心。城市是语言的中心，我们真正居住在语言中，在语言被自由运用和自由写作中，汉语言的表现力更有可能获得极大的自由空间和更丰富的表现力。”

  这其中尤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学者对这本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批评家、教授贺绍俊认为：“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文章都值得一读，每一位作者都令人尊敬，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语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处境和前途进行了严肃的、理性的思考。”作家、中南大学教授阎真认为：“贯穿全书的，仍是民族性和现代性的交锋和冲突，这种冲突制约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已有100多年。《汉语的危机》给了我们一个警示，保卫我们的精神家园，保卫我们的文化身份，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份责任。”学者岳建一评价该书：“以一种严峻的文化警觉，组织起33位学者的智识、洞见、博远的诚实和对汉语根本境遇的深刻忧思，鞭辟入里，直取其病征、病理和病原，精剖细析。阅毕全书，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刻骨殷忧，一种对汉语灵魂的凝视”……

  众多学者的普遍关注与肯定，让我平添了更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越发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正处于汉语传统被严重损害的现实境遇中，我们必须努力去修复和重建汉语传统，才能建设一条文化还乡之路。修复和重建不是保守和僵化地对待汉语传统，而是在当代境遇中表现出对汉语的历史性的尊重和坚守，并以此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