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邦（著名考古学家）

  11月23日是张颔同志的九十大寿，闻讯之余，欣喜万分。在这里我谨和我的家人，向张颔同志和家人致敬仰之忱。

  我们是同龄人，有着同样的历史际遇。从上世纪50年代起，时代和机遇把我们安排在一起，使我和他在山西侯马等地一起工作并度过一段愉快而宝贵的光阴。我们又是同道、同行、同业，亲何如之，幸何如之！感光阴之过隙，念人生之须臾，转瞬间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想起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及其相联系的往事，特别是我们事业开创时期，那种兴奋和喜悦，还有我们取得成果的那种庆幸和愉快。

  一

  自上世纪50年代侯马大会战后到下川发掘的20多年内，我有机会到山西工作和学习，与张颔在一起谈论有关事业和工作的问题。我们有共同的情愫，能够愉快地谈到一起。他由革命工作转到文物历史研究工作，我由研究民族学而转到文物考古工作，我们殊途同归而定于一，一心为祖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奋斗终身而鞠躬尽瘁。

  在我和他相处期间，觉得他是富有开创性、具有战略思维的人。在我们探讨问题时，他往往背着双手，挺腰迂步，侃侃而谈，显出一股英风豪气，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以下几件事例，可以体现出他的人格力量。

  （一）他成功而有成效地组织完成了发掘侯马晋国遗址的3次大会战。新中国成立伊始，经过3年恢复时期，从1954年起即开始宏伟蓝图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因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将这些建设工程大部分安排在内地，西安、洛阳和侯马都有，多为军工和基本工业建设项目，而这3个城市都是古都名城，历史文化遗存特别多，国家要求要重视文物保护和发掘研究工作。

  张颔动员地方力量，对晋国遗存做了全方位的调查和了解，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批准，经过1954年和1955年的勘探发掘，组织了3次发掘大会战，参加工作者前后达200余人。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发掘工作取得了圆满胜利。使晋国新田的规模和遗存面于世，使晋国遗址辉煌于世，发现了古城、祭坛、盟誓遗址和盟书祭祀遗存和墓葬，以及大量石、玉、铜制的文物品等，并在全国配合基础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树立了一面成功而辉煌的旗帜。

  （二）晋国遗存面世，张颔组织力量，整理研究所发掘的历史文物遗存，投身于盟书的研究。他是一个学术型的人，学术思维十分缜密。他对《侯马盟书》的研究，是有划时代意义的。盟书面世后，文史界的前辈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等都有研究的专论发表，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不如张颔论述得深刻而周严。这是光辉的学术贡献，也为后学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三）张颔在侯马晋国遗址发掘富有成效的基础上，利用发现的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晋文化的整合研究并组织“晋文化研究会”，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从1985年到1986年连续召开了两次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这种历史和考古结合研究是解决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的传承与相关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的最好也是最科学的方法。

  二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沁水下川一带发现了丰富的细石器文化遗存，这是考古界求之不得的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过渡遗存。它与农业起源文明发展有重要关系（称谓中石器时代遗存），引起考古界的极大重视。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和北京考古所研究决定，两家组织联合考古队共同开发研究这一重大学术问题。工作从1976年5月开始，一直到1978年结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时，我刚从西安回北京考古所工作，牛兆勋所长即派我参加这一工作。这一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数千件细石器标本和大量土壤埋藏材料，经过分析化验，基本解决了它的性质和意义。这个文化遗存就是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即采集农业阶段的遗存，为我们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论据，意义十分重大，是全国唯一提出科学论证、论据和史迹的。张颔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这一具体工作，但他是这项工作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当时条件相当艰苦，他想方设法解决我们在山区工作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使得这项工作顺利进行和圆满结束。

  张颔对问题、事物的处理和利用十分周详缜密，考虑得周到而富有成效，对人对事皆有好处。中国古代文人常以立德、立言、立功以誉之。张颔为文物考古工作之贡献，当应有荣焉。最后，敬颂他：德业耀世，福寿康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