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

  薛国喜同志从山西打电话来，要我为张颔先生九十大寿写几句话，深觉荣幸。我比张颔年小许多，但相识并向他请教已有30余年，国喜的电话，使我一下子回忆到“文革”的岁月。

  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文物考古工作开始恢复生机，正好这年有临沂银雀山汉简发现，随后又有长沙马王堆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等，于是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成立了整理小组，先后有罗福颐、顾铁符、唐兰、张政烺、朱德熙、于豪亮、裘锡圭等诸位学者参加，我也厕身其间。这是“文革”期间古文字学界一大盛事，至今为大家所纪念。实际上当时还有一项属于古文字学的重要工作，就是张颔所主持的《侯马盟书》的整理出版。

  “文革”以前，我早知张颔大名，无缘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文物》1966年第2期发表的《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即关于《侯马盟书》发现的报道。由于性质重要，郭沫若专门为之撰写了《侯马盟书试探》论文，一起刊出。我读到后兴奋不已，可是当时环境已经是山雨欲来，容不得思考这类问题，就连《文物》月刊出到第5期，也和所有学术期刊一样被迫中断了。

  因此，当1975年张颔到老北大红楼的文物出版社，准备出版《侯马盟书》报告，顺访也在该出版社的整理小组的时候，我和各位同仁都非常高兴。1976年印行的这部大型报告，对考古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都有很大的贡献。

  后来我逐渐了解到，在“文革”浩劫之中，张颔怎样历尽折磨苦难，真是令人心酸，然而他自己谈及，总是温柔敦厚而且以幽默的语气出之。我与他长期交往，谈吐间从未听到他对任何人或任何事有过当之词。这应该就是古人讲的“仁”道吧。常语说“仁者寿”，在张颔身上得到了验证。

  《侯马盟书》是首次成批发现春秋晚期晋人的手书文字，盟书内容的体例格式也是前所未知，所以张颔的研究是富于开创性的。正如此，《侯马盟书》刊行后，学术界兴起了热烈的讨论，对盟书的历史性质和背景，文字隶写和考释，都有所进益。特别是盟书的具体年代，争论较多，我个人一直认为张颔的主张，即盟书反映赵简子时事是正确的。1998年，我写了题为《侯马、温县盟书历朔的再考察》的小文（收入《夏商周年代学札记》），叙说陋见，也是向张先生请教，并支持他的论点。

  上次我到太原，拜见张颔先生，他精神矍铄，健谈如昔，对学科发展极为关注，我认为这是学术界的幸事。谨借报上一隅之地，向张先生荣寿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