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山西侯马电厂在搞基建挖土方时发现了不少写有古代文字的石片、玉片，在原平县搞四清工作的张颔闻讯立即赶往考察。这些石片、玉片上的字迹非常小，需要在放大镜下才能勉强看清。而即便是在放大镜下，这些如天书般的石片文字还是令人一筹莫展，当时没有一个人可以辨认。张颔经过细心整理、反复琢磨，最终认定，“这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虽然究竟是什么还说不出来。但有些字句好像是什么祭祀，跟祭祀有关系”。根据这个判断，张颔写了一篇文章《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的文字》，发表在当年的《文物》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乏善可陈的考古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知名学者王冶秋将此文拿给了郭沫若看，郭沫若看了以后，很快写了一篇文章《侯马盟书试探》。文章认为，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书。应该说，郭沫若的文章对张颔是一个极大的启发，从此，张颔根据“盟书”这个思路开始从历史上进行考证。

  到1973年，张颔最终把几千件盟书残片的文字全部辨认了出来，并写了一系列的考证文章。这样，考古学及古文字学的巨著——《侯马盟书》随之诞生。在上世纪80年代，张颔考古发掘、整理编撰的《侯马盟书》被考古学界评为当代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考古学界公认，《侯马盟书》对于研究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政治、文化具有重大意义。80年代，日本考古学界也专门给张颔先生发来贺信，盛赞这一重大考古成就，并诚邀张颔赴日讲学交流。

  张颔的这项研究刚刚开始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文革”期间，张颔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院子。张颔回忆说，当时他负责整个文物局机关的厕所卫生，男女厕所都是他来打扫。张颔不无自嘲地说，他原来是考古所的所长，后来又打扫厕所，“文革”后再恢复为所长，因此许多同志笑称他为“老所长”。张颔在“文革”期间被关牛棚长达7年,研究盟书的事不得不中断。

  “文革”中所有的《侯马盟书》资料并没有遭到任何毁坏，它们被集中装箱，堆放在文庙后的一间旧房子里，一直默默地等待着张颔的到来。而“文革”一结束，张颔便再次投入到《侯马盟书》的研究之中。《侯马盟书》的初版发行时间是1976年，当时的印数很少，因而这本书引起的轰动仅限于专家圈子里，广大读者中知之者有限。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甚至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内，也只购藏了一册，使得许多专业教授也难得一借。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侯马盟书》没有再行出版。据了解，目前我国台湾地区有人出版了《侯马盟书》的缩印本。事实上，张颔自己对初版发行的《侯马盟书》并不满意，这也是他重修“盟书”的原因。2006年，《侯马盟书》增订本终于由山西省古籍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了。张颔说，他的夙愿终于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