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武汉剧院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几位老同志回忆和描述的这些久远、朴实的历史片断，让我们看到了在拓荒年代就开始为武汉文化事业而奔波劳碌的开拓者，以及此后几代文艺工作者执着于文艺事业发展的身影。通过他们的描述，我们看到了普通民众对雨露般文艺演出的渴求和武汉剧院有过的辉煌。通过这些如老照片般的影像，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民族的文化事业的演进既需要时代的投影，也需要个人的作为。
武汉剧院诞生记
讲述人：程云，1920年生，曾任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武汉歌舞剧院院长，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当文工团团长的人大都有这么个职业习惯——每新到一个城市就到处去看剧场。1949年武汉解放后的第一个夏天多雨而闷热，我跑遍了汉口、武昌、汉阳，去看当地的剧场。那时的汉阳像个乡村，没有剧场；武昌的剧场就是黄鹤楼舞台，又小又破；汉口专演汉剧的清芬剧场，木楼摇摇欲坠，长木凳的腿半截埋在泥地里就算观众席了，大名角儿吴天保先生就在如此简陋的剧场演出。
新文艺演出的阵地就只有汉口兰陵路的大光明影剧院了。我们上演的第一个解放区的新歌剧《白毛女》就在大光明影剧院。“大光明”在抗战初期曾是文化活动的一个重点阵地，1952年更名为“中南剧场”。剧场占地面积很小，舞台小，天棚也低，观众无休息室，也谈不上后台条件，门前也无停车场。虽然经过1951年、1953年两次大修，仍然改变不了基本面貌。1953年秋，以乌兰诺娃为首的原苏联莫斯科大剧院友好访华演出团来武汉演出时，因中南剧场场地陈旧、狭小，他们只好演了些“片段”或“舞台小品”。武汉应该有一座高水平的剧场，从湖北省、市领导到文化界及广大人民群众都有这个共同的愿望。
1951年春到1952年秋的近两年时间，我奉调到大型出国艺术团中国青年文工团任管弦乐队副队长及指挥。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之后，在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及奥地利8个国家、数十个国际名城作了友好巡回演出。我注意到这些名城几乎都有堂皇考究的大剧院，它们让我着迷。带着“武汉早晚要建一座高水平的大剧院”这样的念头，不论是我们在演出，或是我去看他们的演出，我都尽可能详细地了解这些剧场的建筑特色、功能，并千方百计地向他们索要有关资料。恰好绝大多数剧场都印有精美的画册：外观、观众席（包括元首包厢）、休息大厅、舞台（包括平面图）、乐池、后台化装室、服装室等等。此行回国后我已拥有了50多册这样的画册，沉甸甸的一箱子，当时感觉自己很“富有”。
1952年秋我回到武汉，我的单位——中南文工团的新团址已落成。外有围墙，内有办公楼、团长楼、演职员宿舍楼、大排练场、俱乐部、阅览室、画室、乐队练习室、布景制作厅、小剧场、服装道具仓库、大伙房、大食堂、托儿所、卫生所等等，总占地20多亩，总耗资30多万元。在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年代，国家拿如此巨款为一个文艺团体建址已很不易，如果我再向中南局提出建国际水平的大剧院就太“不懂事”了，剧院梦因此搁浅。
到1953年春，中南文工团已改建为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受文化部及中南局双重领导，事业经费由文化部统一划拨。1955年春节刚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芝明同志来武汉视察工作，我抓住机会向他汇报武汉没有好剧场。他很爽快：“让我们想想办法，统一考虑。”1956年夏，喜讯传来：“文化部决定给武汉100万元，帮助建造一座新剧院，不足之数由地方自筹。”我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
经过多处选址和现场考察，决定将新剧院建在解放大道中段。因为新开辟的解放大道将来是新市区，那里天宽地阔，划地容易，又避免了居民搬迁。设计剧院的重任委托给了中南设计院。他们听取了我方提出的具体要求，比如后台设施应一应俱全（包括导演休息室兼贵宾接待室），对舞台高度、深度、宽度，台下的乐池、观众席、观众休息厅、大厅、门前广场等数量和面积。我把几年前从国外带回的国外剧场资料送给他们作参考。在设计过程中，几位设计师还特意到外地参观了当时较有名气的剧场，比如广州的中山纪念堂、河南开封的河南大学大礼堂等。
1957年春，设计院送来了3套武汉剧院设计图，大家不约而同选中了由何浣芬设计的一号作品，公认它庄严大度，有中国气派，内部结构也更为合理实用。剧院总投资220万元。■
市民拿介绍信买《东方红》门票
讲述人：莎莱，1923年生，音乐家，曾任武汉歌舞剧院副院长，前武汉文联主席
1964年，首都北京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唱响了全国，武汉市文艺团体也不甘落后，决定排演武汉版的歌舞巨制《东方红》。由时任湖北省委文艺部部长的曾群指挥，集合了全省的文化力量，组建了一支2000余人的队伍，成立了舞蹈连、表演连、合唱连，对演员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武汉版的《东方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65年，陈毅同志陪同周恩来总理，亲临武汉剧院欣赏了这出凝聚了武汉文艺工作者心血的歌舞巨制《东方红》，周恩来总理赞赏有嘉，亲自题词“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东方红》也获得了观众的极大认可，在武汉剧院连演100场，场场爆满，武汉市掀起了空前绝后的观剧热潮，市民买票的队伍排成了长龙，有的还拿着介绍信。
上世纪50年代，我在前苏联学习期间，发现阿塞拜疆的著名轻歌剧《货郎与小姐》不错，回国时就把这部剧带回了武汉。由武汉歌舞剧院演员张目扮演货郎，谢芳扮演小姐。这部剧虽一共只有4男4女8位演员，但在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下，歌舞剧《货郎与小姐》有了灵魂。不仅如此，演员们还因剧结缘，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夫妻，可谓一部好戏促成四段美好的姻缘。
“进京赶考”的剧目先在武汉剧院试身手
讲述人：伍平辉，前武汉剧院经理
我记得武汉剧院开院的首演剧目是武汉歌舞剧院舞蹈演员刘凤主演的《槐荫记》，这部剧连演数百场，群众反响极为热烈，武汉剧院的名气也一炮打响。当时武汉剧院与武汉歌舞剧院、武汉话剧团、武汉乐团同属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管理，武汉剧院就成了本土剧目走向全国的试金场，所有“进京赶考”的剧目都要先到武汉剧院一试身手。武汉歌舞剧院的多部优秀剧目如《九歌》、《启明星》，及汉剧名家陈伯华的《柜中缘》、《闯五旗》，均是在武汉剧院首演，有的一演就是上百场。武汉观众因此大饱眼福，“到武汉剧院去看演出”成为上个世纪60年代武汉市民重要的娱乐生活。剧院还组织观众提意见，剧团根据意见修改剧目，创作态度可谓精益求精。
说起当年武汉剧院最著名的演出活动，还得数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吉赛尔》。1959年原莫斯科大剧院携芭蕾舞名家乌兰诺娃给武汉人民带来了《天鹅湖》、《吉赛尔》四组著名芭蕾舞蹈，在武汉市引起极大轰动，千人排队购票的场面很是壮观。当乌兰诺娃在武汉剧院舞台中央翩翩起舞时，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
那年，省“两会”在武汉剧院召开
讲述人：魏训康，前武汉剧院经理
我很难忘也感到很荣耀的一件往事是2006年湖北省委人大、政协会议在武汉剧院成功召开。这件事情可谓“过去没有，现在这一次，未来也不会发生”。
这事还得从洪山礼堂维修说起，原本湖北省委人大、政协会议每年都是在洪山礼堂举行的，但那一年洪山礼堂要进行维修改造，那省委两会在哪里举办呢？当时田汉剧院、湖北剧院和武汉剧院都被列入选择范围内。最终领导们决定将会议地点定在武汉剧院。当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的欣喜之情难以形容，立刻动员全院员工认真严谨做好接待工作，以优质的服务工作回报领导给予武汉剧院的信任与支持。
最终，湖北省委人大、政协会议在武汉剧院成功召开，省市领导对武汉剧院的各项服务工作感到十分满意。湖北省领导俞正声会后表示，洪山礼堂要向武汉剧院学习管理经验，钻研如何提升服务质量。领导同志对武汉剧院的肯定与嘉奖，令我们这些武汉剧院的工作者备感光荣。
对武汉剧院，我一直心存感激
讲述人：张兴，年逾80岁的武汉歌舞剧院老演员
作为武汉歌舞剧院的老演员，在我参演过的上百部歌舞剧中，有大部分剧目都是在武汉剧院演出的，比如1958年至1959年的《向秀丽》，1963年的《白毛女》，1982年的《吉四六升天》，我是在武汉剧院的舞台上受到观众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对武汉剧院，我一直心存感激。
如今武汉剧院已经走过了50年的光荣历史，50年前武汉剧院刚建成时的照片和简报我还保存完好。50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歌舞剧院学员在此汇报演出，他们承载着发扬光大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责任；一部又一部精品歌舞剧在此排练、上演；一场接一场世界知名演出从这里走近了普通市民，丰富了他们的文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