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1880-1930）只活了50岁，后世之人颇有叹其天不假年未能在书艺上达到“人书俱老”之浑成者。不过，仅就红尘现世的富贵功名而言，谭延闿却算得上“臻于化境”，和“翰林总统”徐世昌可谓不相上下。偏偏世人对他俩的褒贬也很相似，拿谭延闿来说，誉之者称其“休休有容，庸庸有度”，斥之者以其为伴食画诺的“活冯道”、八面玲珑的“水晶球”。

  湖南茶陵人谭延闿生于浙江杭州，其父谭钟麟亦为一代名宦，进士出身，历任陕西巡抚以及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要职。谭延闿虽为庶出，却是掌珠，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举凡诗文、书法、制义，无不涉猎，皆有功力。身为“帝王师”同时亦为书坛巨擘的翁同龢对谭延闿一见惊奇，对谭钟麟说：“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谭延闿13岁中秀才，24岁中会元，他不仅是湖南有清两百余年间唯一的会元，所参加的也是清廷主持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谭延闿能够与年长他不少的谭嗣同、陈三立一时并称“湖湘三公子”，即源于这种威风显赫的出身与一帆风顺的起身。

  谭延闿不仅在清末积极推行立宪，更在民国年间三次督湘，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乃至第一任行政院院长，成为群雄纷起的民国动荡时局中为数不多名位鼎隆的“政坛不倒翁”，其通权达变、圆融冲和、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上下合辙、左右逢源……灼然可见，难怪针对其处世为人，当时又有“谭婆婆”、“谭棉花”等善意戏谑。

  颜真卿楷书自从被米芾恶评之后，命运多少有点见背，例如宋、元、明三代未尝出过一个善写颜体的高手。清初书坛则基本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直到清中叶之后，刘墉及后来钱沣、何绍基、翁同龢等辈迭出，揄扬不遗余力，颜书才得复兴。谭延闿则是钱沣（南园）之后又一难得的颜体大家。

  相传谭延闿早岁博采众长，30岁之后则专习颜书，参以南园笔法，以《麻姑仙坛记》为日课，平生得220通。于右任每论时人书法必曰“谭祖安是有真本领的”。谭延闿写颜字，主张“上不让下”“左不让右”，有论者谓其“临池大笔高悬，凡‘撇’必须挫而后出锋，凡‘直’必直末稍停，而后下注，故书雍容而又挺拔”。所临《麻姑仙坛记》锋藏力透，雄健厚重，识者谓其伟岸之气较钱氏更甚，抑或，这跟谭氏本人精于骑射、颇重武事的湘人气质有关？字如其人，结体宽博，顾盼自雄，颇有大权在握之气象。其楷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竖画悬针，起笔顿挫，貌丰骨劲，味厚神藏，确得鲁公神韵，所不足者，略少自家面目耳。倒是其行书，笔笔中锋又常见变化工巧，线条夯实而不臃肿，行笔轻松而有弹性，绵里藏针。这一点，正是浓墨宰相刘墉最擅长的，所谓“真颜不肥，真欧不瘦”。近人马宗霍评其书，云“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参米南宫，骨力雄厚，可谓健笔”。

  笔者曾与不少喜爱中国书法的朋友言及，颜真卿书最能体现“礼仪中国”的风度、规制与节制。始终觉得，谭延闿之一生偏好颜字，与其仕宦生涯怕不无关系，他似乎在藉此平衡乃至平息内心的某种冲突与忧伤。这一倾向也见诸谭延闿的诗歌创作。通读谭氏诸作，最突出的印象居然是沉闷与压抑，根本感觉不到一个得志人物的得意与嚣张。这些写给自己自娱自乐的诗，或许透露了谭延闿内心世界的更多秘密。这个别人眼里圆转自如的滑头政客笔下几乎没有太多欢愉的幸福感与成功感，“谁识情怀与世违”似乎才是频频出现在谭延闿内心的触动，在诗中他几乎始终都是郁郁寡欢的。

  谭氏学鲁公书外，中年颇泛览百家，于古法帖无所不临，末岁亦曾致力章草，访求石刻旧拓，寻求突破，可惜未及完成便遽然而终。传世《讱庵诗稿》、《组庵诗集》等皆手稿影印，不假修饰，而读者正可藉此窥其日常面目，例如诗集晚岁多用晋人小楷，俊朗秀润。

  秦燕春

  砚边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