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1日至17日，“2009北京传统音乐节”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为期一周的音乐节，共举办了13场形式各异的音乐会。
1月24日，北京传统音乐节总结会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窗外的寒风吹不散心中的热情。有人向大会组织者提交了《中国音乐学院醒了》的专门文章，表达音乐节带给他的全方位的思考。李西安、王世光、傅谨等专家学者也把他们对传统音乐节的感慨、对传统音乐的深情无保留地奉献给大会。身临其境，记者颇有所感悟。
本报记者 赵 忱
王世光循着锣鼓声下楼
北京秋日的某一天，著名作曲家王世光正在家里做早餐，一阵喧天的锣鼓声把他的目光和他的心吸引到楼下院落里。王世光住在中国音乐学院新宿舍楼。匆忙用完早餐，他就拿着相机下楼来到了学院广场，广场上琳琅满目的“传统音乐”展示令他目不暇接，他一口气照了300多张照片。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直至退休，他再也没有机会一次性获得这样的机会，亲近大面积、大体量、多样化的传统音乐。那是典型的传统音乐，绝不简单等同于民族音乐。写出了《长江之歌》的作曲家激动得眼含泪花，并心存感激：因为住在这里，他得到了很多亲近传统音乐的机会。从阶梯教室听到国音堂音乐厅，直至发现令人振奋的“传统音乐节”，王世光觉得，中国音乐学院对传统音乐和传统文化的自觉担当意识及作为，值得尊敬、鼓励、赞美。
王世光清楚地记得他在求学阶段受到的传统音乐的恩泽。5年制教学计划，有整整两年是在接受传统音乐教育，不仅是传统音乐，更是大的传统文化熏陶。作曲系学生要学一年京剧，唱腔是要单独学的，然后学昆曲，都是跟着学养很深的教授学习，比如跟随叶仰曦教授学笛子与书法，经常被组织看各种各样的戏，进京演出的戏几乎全都看，二人台、五音戏、碗碗腔，不知道学了多少东西，一生受用不尽。还有专门的采风，去很多地方，待很长时间，如今想来，如果再去看看那些曾经去过的地方，可能物质的存在早已化为乌有，但通过采风得到的民族民间文化滋养却长久地留在心中，成为精神营养和专业学养。
与王世光这一代幸运地得到了传统音乐与传统文化熏陶的学子不同，在新的时代，对于大部分学校及学子而言，“传统”似乎仅仅以“概念”的方式存在，“传统”成为理念，成为口号，犹如“国学”被突然务实地“光大”。此情此景之下，2009年北京传统音乐节兀自来到，好像不识时务，却是应运而生。“中国”二字，从来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中国音乐学院自然应该光大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首次举办的北京传统音乐节虽然被冠以“北京”字头，显然并不只是北京，只是以北京为原点，向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辐射，于是，才有了13场缤纷绚丽的音乐会。
傅谨发现了
被遮蔽的民间文化
在北京乃至中国艺术教育界享有较高声誉的戏剧学教授傅谨是个看上去十分低调的家伙，实际上，他每次的会议发言总是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再次来到中国音乐学院的傅谨首先想起的是他若干年前应邀来此讲学的经历。
那时候，位于北四环外的中国音乐学院算是地处偏远，傅谨在走上讲台之前先看见了橱窗里公示的课程表，那课表让傅谨心里紧了一下：单一、雷同，缺乏个性，缺乏“国字头”应有的对传统文化的特别的注重。
现在，对于成功承办了北京传统音乐节的中国音乐学院，傅谨首先要表达的意思是：羡慕。身为中国戏曲学院的著名教授，傅谨希望中国戏曲学院也能办一届有声有色的国际传统戏剧节及研讨会，但愿望目前尚未充分实现。傅谨分析说，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与中国美术学院，都是堂堂“国字头”艺术学院，这是它们共同的优势。劣势也一样，都必须面对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的“央字头”压力——它们权威且全面，以及有“央”在先的天然优势。傅谨认为，牢牢抓住“国字头”，突出中国文化传统优势，是三大“国字头”艺术学院无人可及的优势。问题在于：做什么，怎么做。举办北京传统音乐节就是明智的做法，而且，名正言顺。
在傅谨的印象中，丰富的民间文化曾经长期被遮蔽，直到申报“非遗”取得成果，才露出美丽端倪。他以为，民间文化的所谓发展，不能是变异，比如京剧若发展为京歌，其实已不是京剧。传统音乐节是一个良好的平台、良好的开始，传统音乐在此期间绽放出迷人的魅力。他不得不表示惊奇和赞美。
高为杰“被会议通知叫醒”
身为中国音乐学院的知名教授，高为杰被耳闻而非目睹的传统音乐节震惊。因为是成都人，他恰好在传统音乐节期间奔赴了成都，因此错过学院内喧天的锣鼓和国音堂纯净的吟诵。接着，他听到了来自身边的同事与学子的转述：传统音乐节相当成功。后悔莫及也许不至于，但确实有些遗憾。冬天来到的时候，他陆续收到了来自学院的通知，每一个通知都跟传统音乐节有关。终于莅会，高为杰首先听到了董维松的警示：所谓中国音乐学院醒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醒了，事实是：醒着的人早已经醒了，睡着的人还在睡。董维松的“醒与睡”言论旨在提醒还在睡梦中的人快些醒来，并且谨记：中国音乐学院必须以高扬中国音乐传统为己任。某次偶然的机会，董维松听到一位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在电台中对听众说：“我一听见中国歌剧就闹心！”他觉得这位老师的“闹心说”很是危险。他以为，一位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说出这样的话至少是不慎重的。
王世光的发言其实在董维松之后，比之董维松的尖锐，王世光的说法比较中肯：有些人还在睡，那是已经醒来的人有责任，先醒来的人有责任叫醒还在睡的人。于是，高为杰方有了这样的打趣：我先是听说传统音乐节很成功，后又陆续接到了传统音乐节总结会的有关通知，我觉得每个通知都是在叫醒我。
高为杰随后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文化的多重论：先进论、霸道论、匮乏论、包容论。他强调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匮乏论和包容论占舆论之先，其实都有些片面。首先，作为音乐的传统文化，绝对不是匮乏的；其次，传统文化绝对需要更大的包容心。然而，无论怎样，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音乐，我们的态度首先必须是：足够重视，足够尊敬。放弃西方音乐教育经验，独尊中国传统音乐，肯定片面；一味参照西方教育体系，忽略中国传统音乐丰富的宝藏，更加错误。传统音乐节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经验。
邹文琴给学生
写了饱含深情的信
邹文琴是桃李满天下的教授，著名如谭晶这样的歌手也是她的学生，但是，同样住在学院宿舍楼的邹老师也没有见过2009北京传统音乐节的阵势、规模、深度。她饱含深情地给学生写下了如下的短信：“艳红，现时院子里色彩绚丽，民间锣鼓撼人心扉，看着那些来自天桥的几丈高的幡在艺人手中耍弄，看着延庆的跑旱船，还有乌龟、贝壳、鱼虾……这么多年不见来自民间、属于老百姓的娱乐习俗，使我想起幼年的情景，不知不觉之中我已泪流满面、不能自已。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决不能丢弃忘却。它带给我们的是对国家对民族的爱，带给后人的是创造未来的无穷的智慧。我们的音乐节体现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活动操办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李西安也收到学生的信函：“虽然我只参加了几场，但是真的激发了我对民族音乐艺术的进一步热爱。听赵院长说我们学院从来没有办过这么大的活动，估计校庆活动内容也没有这么丰富。令我难忘的有两点：定位在文化和传统上；没有虚张声势的形式，内容朴实，注重交流和互鉴。”
2010年，传统音乐节还将继续办下去，北京市教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还将继续对传统音乐节给予有力的支持。中国音乐学院借此醒来，会醒得更透。“中国”将在国人对“国字头”的尊敬中，获得文化的新生，每一种传统，都是为了“传”，从而更加“体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