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今年1月4日、6日刊出连续报道《民国故宫盗宝案最后疑点曝光》后，引起读者对这桩民国时期冤案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余波的兴趣和关注。由于篇幅所限等原因，报道中对冤案当事人、民国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及一直致力于为易申冤的吴瀛与毛泽东、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的历史交往渊源介绍不多，对吴瀛解放后上书董必武的“告状信”的内容因字迹难以辨认也一笔带过，影响了读者对有关情况的全面了解。于是，应读者的要求，本报记者在报道刊发后继续对有关当事人后人和知情者进行了采访，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特别是请相关研究者对吴瀛日记中的“上董书”进行了辨认和解读，整理、提炼后在此推出后续报道，以飨读者。
易培基曾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教过毛泽东近3年的国文课；作为第一师范的校长，他做过毛泽东两年多的“顶头上司”。这位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良师和政治活动家，无论是在传播文化知识还是在指引人生道路上，对毛泽东日后的成长，都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易培基自早年在武昌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后，即受聘于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师范馆。截至毛泽东1914年考入该校时，他在一师已辛勤耕耘了整整10年。其时，他只不过三十来岁，从年龄上说又是十足的“少壮派”。
格外看重“廿八画生”的明师
易培基这位“明师”与“廿八画生”毛泽东直接交往，始于1916年。这年春天，毛泽东升入湖南一师本科一部三年级，他所在的八班的国文教师，由袁仲谦改为易培基担任。在此后两年半的教学生活中，毛泽东以一个孜孜不倦的求知者的形象，留在他的老师——易培基的心目中。
最令易培基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对学习文史哲的那份兴趣，简直到了痴迷忘我的境界。毛泽东给易培基总的印象是：酷爱读书，但不喜欢读死书，死读书。对学校规定的必修课程，凡是喜欢的就一丝不苟地去钻研，不喜欢的就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和力气去学它。易培基还发现，毛泽东不仅品学兼优，还具备成大器者应有的特质。毛泽东绝非那种唯唯诺诺、老实听话的学生，学校的规矩往往在他身上失灵，但他天生一派沉雄的气质，谦逊质朴，待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每逢集会时，无论是做主席或当听众，他都不轻易发言，尤其没有冗长而庞杂的演说。在大家纷纷议论或有激烈争论的时候，他常常先静静地倾听，尔后才开口作出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他与同学相处，从不开无谓玩笑，更未和别人发生口角。平常和同学、朋友相聚时，大都是交流读书心得和评论古今人物，或谈论民生疾苦和国家大事，而不愿谈个人琐事。他常对人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在他的日记里，更是充满着惊人之语，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 自从对毛泽东有了深层的了解以后，易培基便十分喜爱这个学生了。
有人考证，说易培基当时曾对人这样评价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他将来必定是‘平民天子’一般的人物”，就此称易培基是称毛泽东为“平民天子”的第一人（也有人认为，最早称毛泽东为“平民天子”的是易培基之弟，同为毛泽东在一师的老师易白沙）。这或许是后人附会之说，但易培基对毛泽东的格外器重是无可置疑的。
师生并肩战斗进京“驱张”
1918年夏，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8月中旬，他告别易培基等先生，为继续深造和筹办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事宜，偕萧子升、李维汉、罗学瓒等24名准备赴法的青年，从长沙启程抵京。次年3月12日，他离开了学习和工作了半年多的古都北京，南下上海，在送走赴法求学的朋友之后，于4月初又回到长沙。
不久，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一运动震动全国，湖南学界闻此消息后，群情激昂，积极响应。当时，毛泽东经师友引荐，已在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课教师，靠八块钱的月薪维持生计。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得到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便同易培基、方维夏等进步教师一道，立即投身到这一爱国运动之中。
长沙各界群众的爱国运动，受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百般阻挠。12月3日下午，学运负责人毛泽东等约集各校学生代表20余人，在长沙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形势，讨论对策，以全面展开驱张运动。会议最后形成了组织驱张请愿团到北京等地请愿，各校统一无限期罢课、罢教的决议。各代表团于12月上旬分头出发，毛泽东和易培基师生二人作为领队，亲率规模最大的赴京请愿团100多人踏上了北上征程。18日，请愿团抵达北京。易培基住在湖北方言学堂同学吴瀛家中，吴瀛得以结识毛泽东，并利用自己的政府关系为请愿团奔走。易培基经吴瀛引见，也结识了徐世昌、庄蕴宽（吴瀛舅父）等北洋政府大员，为他回湖南后由一介书生步入政坛打下了基础。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和易培基着手组织“平民通信社”，由毛泽东担任社长。通信社每日向全国各主要报刊发出大量稿件，通报请愿团在京的活动情况，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宣传驱张的意义。1920年1月28日，逐张代表团组织了一次震动京华的到新华门北洋政府总理府示威游行和请愿行动。2月4日，毛泽东等6位代表以“一周期满”“访靳氏（靳云鹏，时任北洋政府总理）以践前约”为由，再次来到总理府，要求答复驱张。由于政府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驱张代表团再次举行了示威游行。
一个多月以后，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如丧家之犬，仓皇逃离长沙、滚出湖南。历时10个月的驱张运动，在湖南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终于落下了帷幕。这段师生并肩战斗的生活成为毛泽东在一师求学和任教时最为辉煌的一页。
毛泽东革命活动的“后台老板”
自张敬尧督湘以后，湖南的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第一师范受害犹甚。在易培基回湘出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后，一师师生三番五次上书谭延闿，请求易培基兼任一师校长。在获得谭延闿批准后，易培基由一位普通的国文教师，一跃而成为全湘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兼湖南“亚高学府”的校长。
易培基担任一师校长后，在加强第一师范本部教职员队伍的同时，还对附属小学的领导和师资力量进行了充实。在这次机构调整中，易培基解聘了原一师附属小学“主事”，重聘他的学生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全面主持附小的工作。从1921年下学期开始，易培基又聘请毛泽东担任师范部二十二班的国文教师。经毛泽东推荐，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接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
毛泽东依托一师这个“湖南革命青年的大本营”所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几乎全都得到了他的老师易培基的鼎力相助，并不同程度地争取了这位知名民主人士的参与。正像毛泽东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曾对他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所讲的那样：“……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在得到易培基支持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与方维夏、何叔衡等人一起，于1920年秋，相继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易培基积极参加了两个研究会的发起和组织，并亲自出面联络长沙政界、文化教育界委员作为发起人，以此吸引广大青年的参与。他还支持和鼓励一师进步师生入会，两个研究会的会员中以第一师范的教师和学生为主，如熊瑾玎、何叔衡、陈章甫、郭亮、周世钊、夏曦、肖述凡等。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来召开党的成立大会的通知，请毛泽东赴沪参加会议。随即，毛泽东为他和何叔衡向易培基校长打了请假报告。当时，第一师范尚未放暑假，学生正面临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按规定是不允许教师告假的。但是，易培基是一位政治灵敏度很高的政府官员，他仿佛感到毛泽东此番突然请假远行，绝非寻常之举。于是，他未究详情，便在请假报告上签了字。这样，6月29日下午6点，毛泽东偕何叔衡悄悄离开了湖南，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盛会。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于8月中旬回到湖南，仍以在一师任教为职业，继续从事建党工作。这期间，由于易培基的开明和宽容，毛泽东利用一师这个有革命基础的阵地，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在地方党小组相继成立的基础上，中共湘区委员会于1922年5月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至此，毛泽东辞却了第一师范的教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毛泽东举荐老师
入孙中山大元帅府
20年代初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对于毛泽东和他的老师易培基来说，无疑是他们人生历程上的重大转折阶段。
这个时期，人到中年、仕途得意的易培基，并没有心安理得地去当官做老爷。富有民主思想和正义感的易培基，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和发动的爱国学生运动。在他任第一师范校长期间的几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他和他领导下的第一师范，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易培基和第一师范师生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表现，深深触怒了当时的赵恒惕军阀省政府，他成了赵恒惕的眼中钉。
1924年1月21日至30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由大会主席指定，任《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并由孙中山亲自提名，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这前后，易培基接到赵恒惕撤销他一师校长职务的通知，随即赵便委任其亲信李济民担任一师校长。李济民上任那天，赵恒惕派军警荷枪实弹包围学校，以武力强行压制师生接受李济民出任校长。至此，易培基教育强国的梦已破灭，他愤然辞去湖南省府一切职务，举家南迁革命中心广州，通过谭延闿、毛泽东的举荐，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担任高级顾问。
在担任大元帅府顾问后，易培基以他勤勉的工作和卓越的才能，赢得了大元帅孙中山的信任和赏识。不久，又兼任时称“革命摇篮”的广东大学教授。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家政权落入军阀之手，易培基不愿同流合污，再次脱离军政府，先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等职。1927年，谭延闿依附蒋介石，登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宝座。次年，易培基先被谭委以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重任，后居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部长要职。只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他因“故宫盗宝案”冤案被迫辞职，从此不仅在政治上彻底绝望，就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终日心情抑郁，久积成疾，终于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前夕病逝于上海。一位早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中年舍弃高官参加国民革命，富有民主精神的教育家、文化活动家，最终落得这样的结局，这大概是连他本人在内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曾私下多次对当年一师的师友谈起过学生时代的这位恩师，并以他特有的口吻说：“易先生是个好人呵，他帮过我毛泽东好多的忙……”言语之中，流露出对故人的一片怀念与惋惜之情。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对故宫等文物保护非常重视，但除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曾在短时间内数次登上故宫城墙和城楼外，没有进入故宫内部视察的记录，这是否也与他心中对蒙冤离开故宫的老师易培基的那份特殊情感有关呢？
毛泽东挽
易白沙联与周谷城的诗
1921年端午，著名民主革命宣传家、孙中山先生挚友易白沙效仿屈原爱国爱民精神，在广东投海自杀，以期唤起国人反帝反封建斗志。易白沙既是易培基之弟，又是毛泽东敬重的一师老师。当时，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看望易培基，提出以第一师范校友会名义，在学校大礼堂举行“易白沙先生追悼会”，亲自书写讣告，称颂“白沙先生是一代宗师”，“是孙中山、黄兴诸公并肩战斗战友”，并为追悼大会书写主题挽联：
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
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这次追悼会，由于毛泽东宣传组织充分，开得十分隆重。会后，毛泽东将挽联挽诗、发言稿编辑为《白沙先生追悼录》，送给易培基。
曾与毛泽东同在一师任教的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对毛泽东与易培基的师生情十分了解。1983年12月，湖南第一师范举行80周年校庆和纪念毛泽东就读第一师范70周年的活动。当时已是85岁高龄的周谷城特别作诗：
年年有梦到长沙，不似孩提念老家。
胜水名山欣旧迹，精神气魄焕新华。
渊源南岳培根坻，主义东来放好花。
万国工农争景仰，从知遗泽润天涯。
诗中“培根坻”，暗示易培基对第一师范的贡献；“主义东来好放花”，暗示第一师范是毛泽东思想发源地。这应是历史学家周谷城的独特体验和发现。
（根据被采访人提供的尹高潮《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等资料整理）
易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