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老副总理：

  周秘书长而复来，带奉惠书并密件一包，并附到叔平先生关于书画鉴别问题一文，背后一段话，敬悉一是。

  前者奉教，以叔平先生在反动政府捏造冤案中无名，诛心则可，按律难稽，为请求申雪，宽其既往，用双方文字联合发表真相经过，使是非大白于世而止，不为深刻之求，原属仁人之心，无可非议，纵极冥顽，能无感动，是以谨敬接受所示原则，而技术上，实不无问题。承许与郑局长协商陈复，经数数商谈而后，事实所在，困难甚多，而然诺之重，未敢有违，只有委曲求全以符尊旨，是以有本年一月陈复一缄，开具意见五项为尊重人民政府威信，昭示天下后世，尤其于第三、四项，尤其伪法院封存之箱，及政府有一表示两点，必须恳求予以施行。兹者，复谕未荷指示，而叔平先生复以职务关系，不便正面有所主张，拒绝尊旨，未能仰体宽大之意，而不知我公正以彼之职务关系，不得不使其正面有所坦白也。因知我公一日万几，又以前书疏略，未罄所怀，弥增惭悚。兹乃不得更陈衷曲以凟清听，幸再垂詧。

  一、此案在前反动政府为一二人之私，颠倒黑白，发动此案，一时耸动全国，远播国际，垂十余年不获申雪，设非全国获得解放，其必沉冤终古，毫无问题，天诱其衷，以反动政府之覆亡,而得有所陈诉，则此一陈诉，实分所应为,而我人民政府对此十余年黑暗之狱,有关国家文物者,追究申雪实亦应有之责，使所陈而实,光天化日之下, 鬼魅宜无遁形,所陈而虚，则坐。以反证之罪，清其赃私，以偿国家文物之失，尤为必要。今并政治新，是非犹昧，若使不诉诸政府，而自以片面之词，喋喋社会（前反动政府时，欲诉诸社会，为不得已之举，而吴稚老尼之，兹非时其矣），则置我人民政府于何地，反之政府受其词而不理，接收前伪法院封存之文物而不予以追究，坐使嫌疑甚深之冤案幕中人拥有文化上清高之名位，继续予以维系，则人民称谓至何。我公以宽大存心，忽略此点，原系涉以忠厚，但稍一体念此情，当知。之不便迳向社会发表此事，实为重视纪律，而政府倘取旁观态度，似不无有损其并尊严与威信也。

  二、个人之恩怨事小政治之是非事大，前文自明，承将以古道热肠，为易先生雪冤，此实期不敢承，以求为易先生雪冤者，正为明政治明是非，非敢私重友谊而忽其对国家应付之责任也。是非不宜混淆，本末不容倒置，特再郑重自明。

  三、所示叔平先生声明，‘以职务关系，觉得不便有所主张’，何以不便，疑莫能明，而所示“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书皮后面写的一段侧面文字，附识，则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其距写此文时（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为民国二十五年）已十四年，仅为最近追溯之词，原文绝无丝毫为易案辩诬迹象。首都伪地方法院起诉书，则为二十六年诉字第三九五号，事在此文之后若依‘附识’所言，法院大窘，如悟为黄所误，云云。则何以二十六年（一年后）之起诉书，仍持所谓‘武断’之语，并呈‘窘’‘悟’迹像，尤属莫名其妙。事隔十余年，而况作此文者，实为朱君家济（今其人在申）叔平先生见而有之。旨不出自本人，事难期其尽合！而马先生老矣！纵有通灵鬼斧，何求无缝天衣？诚戛戛乎其不可得也。当知，马先生虽“爱惜羽毛”，固非绝正心感者，于莫须有及黑白混淆之语（均见附识中），可以见之。所惜者，其今仍在一九五○年，而以前均在缄口中耳！反之，则马先生在二十五年而已知二十六年伪法院起诉书前定之内容，不亦甚可骇异。自另一方面言之，我人民政府成立前后，解放全国，对于过去有史以来，受封建时代迫害一切人等，生者翻身，死者申雪，例证极多。尤其死事先烈无论党内党外，年来亦表彰不遗余力，易先生与共产党关系亦人所共知，十五年三一八惨案，为伪政府以共产党冤罪名通缉，几丧其生，三一八与五四运动原为一脉相承，似亦宜在矜念之列，而易先生平生事业，计惟故宫为最，此案倾害主名，则国民党最右之死硬派，亦与其左倾言行关系甚大。中共当局故交不少。毛主席关系尤切，当必知其一人之私言，而乃在共产党成功之日，沉冤未雪，呼吁无当，不能与全国人民，同沾一滴之雨露！为如何其情，有识同悲！倘有神灵，能无夜哭？涉笔已此，又不禁涕泪横集也。

  以上，以无法度理，不约更有所哓凟，求教。并恕其愚妄！至幸！闻政躬正养息中，重扰清听，惭惶，死罪！得江翔云书，欲得马案近情，诏将于月初作复也。”

  这便是吴瀛1950年日记中抄录的致董必武书信全文内容（经由与吴家有世交的江苏常州汤祚永先生辨认、解读，在此表示感谢），其中为“故宫盗宝案”、为易培基鸣冤的良苦之心昭然于示，剑指马衡（字叔平）之意也十分直白（其中原委详见本报1月4日、6日报道），更点出了易培基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特殊关系，殷殷期待新生的人民政府过问、解决此民国积案之情虽有些偏激，但完全可以理解。

  董必武与易培基、吴瀛早年的交往是吴瀛选择向董上书的原因之一：吴瀛和易培基是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同班同学，吴瀛是湖北新军创建人之一吴殿英之孙，优先入学时才14岁，易培基比他大11岁。在班中易对吴瀛甚好，待为亲兄弟。吴瀛之父吴稚英亦在湖北新军任职，奔波于竹溪和利川之间，把孩子们留在武昌府院街家中，易培基亦常来吴瀛家玩。后来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曾是吴瀛祖父吴殿英的部下，同去日本考察军事又跟吴瀛之父吴稚英同为1864年出生，关系甚好。黎元洪常来吴家看望关照吴瀛等晚辈。易培基缘此认识了黎元洪。1910年吴瀛之父吴稚英因支持革命党被免职回武昌府院街家中养病。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吴稚英即把易培基推荐给黎元洪当秘书。易培基当时年轻气盛，颇有才华，深得黎元洪赏识。他因故宫冤案落难之后曾有一首诗《送吴景洲（吴瀛）之武昌》，说到自己的历史：“联镳鄂浦各争雄，北伐居然第一功。我已不辰伤走狗，君从何处借良弓。十年幕府头摧白，万里江山泪染红。若过少年游泳地，更无人唱大江东。”从诗中可以看出易培基早年雄姿英发，少年得志的风采和后来因蒙冤而落难的辛酸。诗中的“走狗”被认为指的是张继和马衡。

  董必武亦曾在黎元洪湖北军政府任秘书，跟易培基是同事，与吴瀛早年即相熟为友，对吴瀛的家世背景及吴家对辛亥革命成功的贡献甚为了解。

  接到吴瀛的“告状信”后，毛泽东、董必武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董必武亲自到上海会见吴瀛，了解情况、抚慰情绪。应该说，新生的人民政府对此事的处理是负责、公正和富有人情味的，吴瀛的情绪得到了安抚；对继易培基之后上任院长、苦心经营故宫博物院18年的马衡，其保全故宫文物的历史功绩也不容否定，在“三反”运动中离开故宫后，他继续担任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逝世后的追悼会由郭沫若致悼词……以上史料，罗列于此，记者不做评述，其中是非恩怨，相信读者自有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