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04年7月15日，一个普通的夏日夜晚，在合欢树和葡萄藤散发着的清香中，久病的44岁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喝下妻子克尼碧尔递过的香槟后，侧身躺去，进入了永恒的梦境。

  作为小说家的契诃夫是被中国读者熟知的，趋炎附势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迂腐可笑的“套中人”别里科夫，早已深入人心。

  契诃夫的另一个身份，是剧作家。在欧洲，他的多部戏剧业已成为各大剧院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其中，《樱桃园》的演出场次几乎与《哈姆雷特》齐平。但在中国，契诃夫的戏剧作品远不如他的小说普及。

  时值契诃夫诞辰150周年，记者采访了曾编译过多部契诃夫作品的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希望能为读者了解契诃夫的戏剧成就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本报记者 刘 淼

  记者：契诃夫被称为“俄罗斯古典文学最后一位现实主义巨匠”，他的小说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的成就是被中国读者熟知的，但中国读者对他戏剧创作的了解相对较少。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契诃夫的戏剧创作？

  童道明：契诃夫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创作了他的戏剧处女作《普拉东诺夫》。《普拉东诺夫》在契诃夫的原稿上并没有剧名，因为契诃夫的哥哥亚历山大在一封信中提到过契诃夫少年时代写过一个叫《没有父亲的人》的剧本，而剧本主人公普拉东诺夫也的确是个反抗父亲的人，所以在契诃夫逝世19年之后的1923年首次发表这个剧本时，安上了《没有父亲的人》这个剧名。

  《普拉东诺夫》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处在俄罗斯戏剧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直到50年前，在纪念契诃夫诞辰100周年之时，《普拉东诺夫》才开始出现于欧洲各国的舞台上，而且有越演越红火的趋势。舞台剧的剧名也花样翻新，但用的最多的是《普拉东诺夫》，其中以契诃夫命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剧目就用了这个名字。

  契诃夫一生写了很多剧本，最为观众和读者熟知的是：1896年创作的《海鸥》、1897年创作的《万尼亚舅舅》、1901年创作的《三姊妹》和1903年创作的《樱桃园》。其中，《海鸥》往往被看做是契诃夫戏剧创作成熟的标志。

  但《海鸥》的成功也非一帆风顺。1896年10月17日，“违背一切戏剧法则”的《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却惨遭失败。但幸运的是，《海鸥》和契诃夫遇上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两位奠基人——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两年以后，《海鸥》被独具慧眼的丹钦科相中，并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重新导演，在新落成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终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记者：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在欧洲伟大戏剧家的星座里，契诃夫是一颗一等星。”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为什么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

  童道明： 第一个给《普拉东诺夫》的意义做出全面估价的法国人达尼艾尔·日列斯这样评价契诃夫：“这个其时还是青少年的作者无疑是个深刻的剧作家。他在自己的处女作里就试图推倒现有的戏剧法规而用自己的取而代之。他不想依傍前人的成规，而是力图革新他那个时代的戏剧，他创作了一个没有情节的剧本，创造了一个有深刻的悲剧内核的戏剧。”

  的确，契诃夫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戏剧艺术样式。

  契诃夫的戏剧没有光怪陆离的外部效果，也没有新奇动人的情节变化，甚至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高尔基说，契诃夫的戏剧构成了一种“潜流”—— 一方面，契诃夫在表面上表现直接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潜藏着诗意的概括，这种概括中有一种内在的音乐性和思想性。这就是契诃夫戏剧“内容的内向化”特点。

  古希腊悲剧表现为人与神的冲突，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以契诃夫戏剧为起点的现代主义戏剧表现的是人与环境的冲突。契诃夫的戏剧中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我们从他的剧本中读出的只是他对其中一些角色的偏爱。

  契诃夫戏剧作品的台词也很有特色，有着“对白独白化”的倾向。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人物说话吞吞吐吐、断断续续，彼此之间对话也常常是答非所问，缺乏逻辑。然而，就在这许许多多杂乱无章的话语中却有着丰富的潜台词。

  西方有些人把契诃夫的戏剧定义为象征主义戏剧，这是不对的。契诃夫的戏剧是吸收了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长的现实主义作品。正如高尔基所说，契诃夫把“现实主义提升到了激动人心与深思熟虑的象征”。

  记者：国内对于契诃夫戏剧创作的认识和学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童道明：我所知道的，最早想到要向契诃夫学习的中国人是剧作家曹禺。他在1936年发表的《日出·跋》里写了一段他对契诃夫《三姐妹》的读后感：“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龇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升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

  在曹禺之后，美学家王元化也写过赞赏契诃夫的文字：“契诃夫的剧本一直是我心爱的文学读物……我认为质朴深沉比雕琢卖弄需要更多的艺术才华，虽然初看上去前者并不起眼。”

  在纪念契诃夫诞辰100周年的1960年，重新阅读契诃夫在世界蔚然成风，在当时的中国则动静不大。直到纪念契诃夫逝世100周年的2004年，北京才由中国国家话剧院牵头举办了“永远的契诃夫——契诃夫国际戏剧展”。这次戏剧展，让不少中国文化精英认识了戏剧家契诃夫。

  记者：为了纪念契诃夫诞辰150周年，您撰写了《作家该向契诃夫学些什么》。您认为，中国剧作家要向契诃夫学什么呢？

  童道明：契诃夫的戏剧在向我们展示普通人平淡的日常生活时告诉我们，应该做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我们的剧作者要多创作能准确反映现当代人精神的好作品，要把眼光放长远，以自由的心态创作，不能急功近利，违背戏剧的创作规律。

  契诃夫还有一个优长值得我们借鉴，那就是他面对新思潮的态度。契诃夫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兴起之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象征主义流派。契诃夫没有漠视这一文艺新潮的存在，并且为我所用地从中汲取有益资源，从而补充自己现实主义的机体。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面对现实主义创作是否“过时”的争论，契诃夫的创作态度无疑对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把握传统与革新的辩证关系时有所启发。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1924年在《我的艺术生活》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预言：“永远向前的契诃夫不可能原地踏步，相反，他会与生活以及时代一道前进。”伟大的作家、经典的作品是与时代一同前进的，当今的中国戏剧迫切需要这样伟大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

  （童道明：戏剧评论家，著有《惜别樱桃园》、《俄罗斯回声》、《我爱这片天空》、《阅读俄罗斯》、《阅读契诃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