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 璐
因为文化部“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项目，记者有幸接触到许多原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的老干部。他们对早期文化交流工作的回忆，为我们描绘出一个时代的精彩缩影；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勾勒出那些在幕后做着琐碎却重要的事情、为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默默奉献的对外文化工作者们的动人形象。作为对外文化工作者大军中的成员，刘云翔和夏明箴两位老人的经历尤其令人感慨：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使得他们相识、相知、相爱，并最终结为夫妻。他们因此结缘，同时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对外文化交流事业。
从“连说带比划”到成为素质过硬的干部
1950年，为了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保卫年轻的新中国，与千百万热血青年一样，刘云翔和夏明箴分别在长春和苏州参军入伍了。那时候他们互不相识，但都被选进学校学习外语。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结束，他们这批学生毕业后被另做安排。
1953年8月，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的夏明箴被派去罗马尼亚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工作。而刘云翔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俄语系毕业后，于1953年国庆前夕走进了坐落在北京东四三条14号的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刘云翔等大语种外语干部的调入壮大了文化交流者的队伍，但随着工作的开展，仅有俄英法德等大语种的外语干部仍不够用。有些来自东欧各国的外宾只讲本国语言，没有相应的外语干部协助，宾主双方急得手舞足蹈也难以沟通，失掉很多交流的机会，有时还会闹出笑话。1954年秋，刘云翔奉命接待一支来自罗马尼亚的民间乐团，因为没有罗语翻译，宴会时只能由来访团团长将俄语译成罗语，宴会后团长对他抱歉地说：“我的俄语不灵，主人的欢迎词，我只能猜想，什么时候需要鼓掌，我就说两句能够引起掌声的话。”无可奈何之下，刘云翔硬着头皮现学了一些罗文专用语，连说带比划，勉强应付舞台演出的交流。后来，他向上级提出意见，一再呼吁文化交流工作对很多稀有语种的需要。1956年，终于有一批留学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波兰等国的毕业生调来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夏明箴就在其中。所以刘云翔一直认为，是他当时的提议直接或者间接促使了这批人的到来，这份小小感情也就直接或者间接地让两人走到了一起。
当时，对外文委归口管理的单位包括文联各协会、作协、科学、教育、体育、卫生、新闻、广播、宗教、园林等，管理非常严格，事务非常之多。刘云翔向记者概述了自己那时候最主要工作的简单程序：先是与归口单位磋商编制政府间的文化合作协定及其年度执行计划草案；草案定稿后报经各级领导审阅；待周总理审阅批准后，译出外文文本附后，开始与对方交换；经数次互换草案，所含项目大致接近后，双方组团商谈并举行签字仪式；待双方政府各自履行本国的法律程序后，互换照会告知对方；合作协定开始生效并按其执行——这一切主管人员都应认真协调办理。而且，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主管人员对归口各单位的执行情况都须全局在胸，该催办的催办，该派出的要向出访团组介绍对方国家的概况，交待注意事项、守则等等。
对外文化工作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服务，这种服务是事无巨细的。刘云翔说，那时候，出国演出都是选拔骨干临时组团，具体的出访事宜，从加工、排演到办理护照、黄皮书到置装都归对外文委管理；接待外宾，方方面面也要考虑周全。而且，对外交流工作常会遭遇很多复杂的斗争，工作中也会出现许多困难。对外工作要打开局面，主管不同国家的人就要想方设法收集该国的资料，以便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刘云翔说，接待国外来访团时，汇报外宾情况是不能隔夜的，而且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因此，他们白天带团，负责联络和翻译，晚上回来还要立即编写外宾接待工作简报——普遍是日夜加班工作，精神高度紧张、疲惫。尽管如此，大家从没有任何怨言，也从没有人去考虑报酬、计较得失。我们的对外文化工作，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努力和摸索当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事实上，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注意培养自己的外语干部和外交人才，学习国家新的外交政策，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另起炉灶”。而周总理对培养外事干部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所以对外文委才能够拥有这样一批外语出类拔萃、素质作风过硬的干部。
要做好全方位服务，翻译必须是个多面手
那个年代，学习语言的人不像现在这样多，尤其是一些稀有语种人才更显珍贵。夏明箴所学的罗语就是稀缺的小语种之一，肩负着国家赋予的任务、出国留学的她，深感压力——必须“好好学习”，必须全部考A。因此，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上。那时尚无中罗或罗中字（词）典等工具书，留学生们需要借助英语学罗语。后来，她干脆把包括冷僻的军事科技类在内的各类词汇都累积起来，自己编词典。再后来，因为国家需要，夏明箴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巴洪大学提前毕业，先是在驻罗使馆工作，不久又奉调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报到。夏明箴说，对于国家的安排我们都是无怨无悔的，因为我们是国家培养的人才，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
当时在很多人眼里，翻译是很吃香的，有国家出钱给做服装，还经常出入高档饭店等场所，吃的好穿的好。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这“看上去很美”的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夏明箴说，很多翻译都有肠胃病，因为整天东奔西跑，饮食很不规律。大家赴宴时，别人惬意品尝佳肴，你却还要支着耳朵听，有时候一口菜刚夹到嘴里，一旦要翻译，只能囫囵个的往下咽。除此之外，场合的庄严和重要、所遇情况的千变万化，导致翻译所承受的压力和投入的精力都是巨大的。
翻译不仅仅要负责语言工作，还要做很多繁杂细致的服务工作，这是很考验人的耐性和责任心的。夏明箴对1957年春夏之交陪同著名画家傅抱石、阳太阳访问罗马尼亚的一段经历记忆犹新。傅抱石有作画前要喝烈性酒、吃尖辣椒的习惯，一天，餐厅服务生说没有尖椒，夏明箴照译后，傅抱石立马火冒三丈，硬说这是蓄意不让他作画。那时候夏明箴刚出校门不久，第一次陪团出访就被来了个下马威，不免感到委屈。但很快她的委屈就转为钦佩了，这不是因为傅抱石的道歉，而是因为她注意到，傅抱石每次在烈性酒和尖辣椒下肚后，满头大汗、一脸关公像，大笔一挥，一幅作品就一气呵成了。这让夏明箴感到，傅大师作画，分明是使命的呼唤、生命的燃烧，自己不全力以赴地照料他是不对的。此后，夏明箴常常提前和餐厅打好招呼，再没有说过“没有辣椒”。夏明箴记得，傅抱石那次访罗至少留下四五十幅画作，回国后便出版了一本《罗马尼亚写生集》。
除此之外，翻译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和政策，都要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夏明箴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与外国签订了很多文化协定，协定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这就要求我们在做翻译工作时要掌握各方面知识和政策，即便不能达到专业水准，也要有一定的了解；而在使馆工作时，我们同时还要调研驻在国情况，掌握文艺界的动向和状况，比如有哪些畅销书、上演什么剧目、研究有什么倾向性的问题等。如果有好的作品，就要考虑引进，请作家做讲座……多年来，夏明箴陆续翻译了《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权利与真理》、《侦察英雄》、《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布加勒斯特居民证》等罗马尼亚电影，翻译、译配了《信笺》、《年轻人是太阳的子孙》、《为我的祖国而自豪》、《炼钢工人之歌》等多首罗马尼亚歌曲。
从事了40余年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刘云翔一直清楚地记得，他们几个年轻人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报道的第一天，局领导就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周恩来总理叮嘱外事人员的两句话：“外事无小事，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翼”。这两句话让他们感到将要从事的文化交流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从而也产生了一种神圣感和光荣感。刘云翔说，如果把外交工作比作一只鸟，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比作鸟翼，我们就是鸟翼上的羽毛。这个比喻是谦逊的，细想之后又是那样的贴切。正是靠着无数羽毛的支撑，我们的大鸟才能够腾空而起，翱翔天际，越飞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