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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戏曲遭遇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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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报 >  201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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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戏曲遭遇电视

    2010年上海戏曲元宵晚会

    2010年上海戏曲元宵晚会

    罗怀臻  杜竹敏

    编者按:2010年春节元宵之夜,上海东方卫视播出了一台独具创意的戏曲元宵晚会,这台晚会继2009年东方卫视元宵晚会获得社会舆论一片赞誉之后,再次成为沪上文艺界与普通收视者争相热议的焦点。连续执导这两台戏曲元宵晚会的上海电视台青年编导汪灏,近年曾成功策划并编导了创全国戏曲电视节目收视奇迹的《非常有戏》。究竟是何种原因,令今天人们看来相对冷寂的传统戏曲艺术,却在电视屏幕上焕发了新的时代魅力,成为艺术界的热议话题?本刊邀请著名剧作家罗怀臻和青年学者杜竹敏,就舞台戏曲与电视戏曲、传统艺术与现代受众、民族艺术与国外艺术等相关话题进行讨论,以期从戏曲专家和当代青年的不同视角,探究传统戏曲文化于当代的传播。

    从舞台戏曲到电视戏曲

    罗怀臻:舞台戏曲与电视戏曲是两种不同的传播方式,既相对独立,又殊途同归,彼此合力推动,促进着传统戏曲文化的向前发展。随着电视媒体的普及,电视戏曲逐渐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戏曲传播学问,汪灏就是伴随着中国戏曲新的传播方式——电视戏曲而同步成长的。早在近20年前,他就在独立制作的专题栏目《艺术人生》中,自觉地把传统戏曲当作电视节目新的增长资源加以运用,《艺术人生》节目由于找到了一种与舞台戏曲有着本质对应的电视戏曲的虚拟性与空灵感,因而引起了包括央视戏曲和非戏曲频道以及各地电视综艺节目的竞相仿效。

    杜竹敏:用一个外行的眼光来辨析剧场艺术与电视艺术,我也会感到有很大差别。最明显的,剧场的节奏和电视是完全不同的。在剧场里,我看一场精彩的戏,坐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不会厌烦,但是在看电视的过程中,我很少能坚持长时间不换台。

    罗怀臻:你所说的节奏问题,其实是在不同介质、不同空间里人们进行戏曲欣赏的接受心理。电视戏曲的压缩时长,绝不等于压缩容量和信息量,相反,容量更大、信息更密集,只有这样,戏曲在电视介质上才能吸引更多非常规的观众。今年元宵晚会的一个节目《流芳》,里面安排了一段京剧《二堂舍子》,单就唱腔本身的速度来说也许是很慢的,但是在两位京剧演员表演的时候,背后大屏幕上展示了梅、周两位艺术家的历史图像和表演信息,同时还穿插着相关内容的情景朗诵,通过这些不同辅助信息的烘托陪衬和有机叠加,内行观众欣赏到了完整的唱段,外行观众则通过可能感兴趣的辅助画面和信息,进而走进京剧唱腔的欣赏。

    杜竹敏:您说到的这个节目让我联想到今年元宵晚会中的另一个节目《神猴戏海》,就这么一个5分钟左右的节目中,有桂剧的“出箱变衣”、京剧的“窜毛”,还有杂技、轮滑、维亚,大概六七种元素混在一起。

    罗怀臻:不同表演元素的叠加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被叠加的表演元素中是否具有内在的审美关联。《神猴戏海》的设计就是一个需要众多表演元素相叠加的节目,而这些被加入进来的表演恰恰构成了这个独创节目的丰富和完整,它们彼此间是相互烘托、相互依赖的,是一个被重新整合起来的整体。

    在我看来,这台元宵晚会富有创新的地方,还包括电视美术和电视灯光的创意和“创艺”,当戏曲遭遇电视的时候,电视同样遭遇了戏曲,戏曲或电视都需要在努力寻找对方的同时努力找回自己,这样的交融整合才是一个新的整体,所呈现出的完整感与和谐感才可以被称为电视戏曲艺术。

    传统:包袱?财富?

    罗怀臻:其实不仅仅是电视传媒,包括一些新技术传播手段的介入,将受众的疆域无限扩大了。有时候我们也会因此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受众面广了,小众艺术就变成大众艺术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小众艺术在大众视野中的呈现,不是简单地转换传播方式,而是要用大众的趣味重新创作、编排、制作这些所谓的小众艺术,使它成为大众艺术的一个新的资源。与此同时,把一些古老的传统艺术放在现代的审美背景中、放在现代的时代的话题里来呈现。

    杜竹敏:是啊,有时候我们的某些专家大概是觉得青年人太好糊弄了。似乎把一出传统戏放到一个现代的背景下演一演,或者在台词中夹杂一些时髦的语汇,就自我标榜与时俱进了,尊重了青年人的审美口味了。固然,这种尝试可能迎合一些猎奇的心理,但随着青年人对传统艺术了解熟悉之后,他们也会分辨什么是哗众取宠,什么又是融入了传统本质之后有机的创新。

    罗怀臻:传统戏曲的资源是很宝贵的,只是有时候业内人士并没有意识到。倒是戏曲界以外的一些艺术家,包括一些国外艺术家,他们似乎比我们更敏锐。李安的《卧虎藏龙》、张艺谋的《十面埋伏》、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梅兰芳》、电视剧《武林外传》、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等,包括好莱坞动画片《花木兰》和日本动漫,都在自觉地运用着中国戏曲的艺术资源和创作元素,这些宝贵的资源和元素又成为了他们事业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源。

    这些都在说明,在当代文化创造资源相对匮乏的时期,古典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为众多一线艺术家带来了新的创作灵感,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原来中国传统戏曲并不是通常理解中的所谓包袱,而是催生现代艺术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

    杜竹敏:我们经常说“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坦诚地说,过去我对这句话一直是将信将疑的。因为在我看来,传统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它产生的基础就是地域文化,它本身是和全球化相抵触的。但是看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很奇怪,这些中西方文化的杂糅,是很让人舒服的,而更重要的是,其中民族的东西,还真的是很鲜明。

    罗怀臻: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我们都在谈论戏曲的生存危机。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戏曲生长于交通不发达的农耕文明时代,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是这并不意味封闭中创造的艺术就没有世界的普遍审美和人类的普世价值,相反,相对独立的艺术创造在趋同化的全球文化背景中愈加能够显现出艺术的独特价值。与此同时,这份独特的价值又必须适应现代文化环境的展示,因而在维护个性的同时也要融入时代的共同审美,这就是民族文化和地方艺术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的所谓“转型”。说到民族性与地域性,其内涵也应该是世界的,本民族、本地域的独特是属于世界的,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独特也是属于我们的,彼此平等和自信的交流与融合,才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全面的含义。

    杜竹敏:是的,关键是各自民族在走向共同世界的过程中彼此都不丢失自己的血脉特质。

    罗怀臻:汪灏喜欢把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挂在嘴边,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就我观察,这大概正是他元宵戏曲晚会连续成功和他的“电视戏曲观”的先进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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