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嘶

    哲学界一代宗师冯友兰先生一生饱经沧桑，几乎历尽一个世纪。他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是清华和北大，他沉潜得最久的便是清华园乙所被学生戏称为“太乙洞天”和北大燕南园他自称为“三松堂”的两个书斋。

    清华园乙所“太乙洞天”

    冯友兰1918年6月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次年考取公费留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3年获哥大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河南中州大学，1925年任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1926年去北京燕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1928年10月就任清华大学教授兼秘书长，从此长期在清华任教。

    初来清华，冯友兰住南院17号，1930年4月迁到乙所。1917年建成的清华园甲、乙、丙所，专供校长、副校长、秘书长居住。上任时迁入，离任时迁出，条件极为优越。

    几十年后，冯友兰之女、著名作家宗璞在《那青草覆盖的地方》一文中，这样描绘乙所的环境：“清华园内工字厅西南，有一片小树林……树林的西南有两座房屋，当时称为甲、乙、丙三所。甲所是校长住宅。最靠近树林的是乙所，东、北两面都是树林，南面与甲所相邻，西边有一条小溪，溪水流往工字厅的荷花池……从此，我便在树林与溪水之间成长。”从1930年起，冯友兰就住在这个幽雅静谧、极富园林野趣的环境里，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南迁。

    那时，清华是以“教授治校”作为办学方针，教授的地位极高，像神仙般至高无上又自由自在，学生把乙所戏称为“太乙洞天”，也就把学贯中西又具仙风道骨的哲人冯友兰看作是“太乙真人”。住在“太乙洞天”的冯友兰，自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的幽雅安谧的书斋。

    宗璞在1995年5月写的《向历史诉说》一文中，以简洁的文字高度概括了冯友兰的书斋生活：抗战前，在清华园乙所，他的书房是禁地，孩子们不得入内，但是我们常偷偷张望。我记得他伏案书写的身影，他听不见外界的一切，他在思想……思想是通向觉醒的过程。父亲把人类有思想这一特点发挥到极致，他生活的最大愉悦就是思想。

    冯友兰在清华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那几年中，他写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1929年完成了上半部，1933年全部完成，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的成名之作，它开思想史、哲学史的“释古”方法之先河，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冯友兰的这些学术追求和成就多是在乙所书斋里进行的。这个被孩子们视为“禁地”只能“偷偷张望”的书斋，便是冯友兰的生存空间。就是他“在思想”的安身立命的一方天地。他在这个并不宽敞的空间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地思想着，而且同周围的学者们不断地交流思想、切磋学问。从他任清华秘书长到任文学院院长，他一直不停顿地思想着、探索着，为形成清华学风起到了融融交汇与大胆张扬的积极推动作用。因而可以说，他是个既沉潜于书斋生活又勇敢地走出书斋，使他的学术之光向五洲四海发射的学者。

    北大燕南园“三松堂”

    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三松堂”是冯友兰一生中居住时间最久的寓所，他的后半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在1981年写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写道：“‘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有人把冯友兰一生的经历概括为从实现自我到失落自我，最后回归自我的思想历程。若是这样，他的前半生（即住在清华园乙所前后到抗战前后）是实现自我的时期，后半生（即住进北大燕南园后）是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的时期。

    笔者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进校不久，常常在燕南园附近遇到一位蓄着长髯的长者，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手中握着一根手仗，腰杆挺得很直，昂首阔步地前进。他神态自若，旁若无人，走得沉稳而快速。第一次与他相遇，笔者的心中不由怦然一动。凭直觉判断，这是一位杰出人物。在北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名教授不一定都住在燕南园，但燕南园住着的必定是名教授。因此，可以肯定这位必定是位名人。他常常是从美丽的燕南园那边走过来，徘徊在未名湖畔的石径上。那根手仗只是在他手里握着，并不拄在地上，有时又扬得老高。他的筋骨是健壮的，全身透出一般仙风道骨的飘逸之气。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先生。其实，在我们总是用钦羡的目光去注视这位尊者之时，正是他失落自我的痛苦岁月，他在无休止地进行自我检查和接受别人的批判，而且在哲学系被不公正地定为四级教授（后来才恢复为一级）。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解放后被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再到一下子被降为四级教授，他始终住在只有名教授才有资格住的燕南园，而且又常常陪同学校领导去接待重要人物，这实在是不能解释。

    燕南园“三松堂”和清华园“太乙洞天”皆是宜于治学、思想、著书的幽雅所在，只是此时与彼时，主人的心境不大相同了。在清华园乙所时期，冯友兰的心境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来到“三松堂”，始则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惆怅，继而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景了。不过，他始终是以“流连光景惜朱颜”的感既，做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奋力冲刺，完成了他人生价值的极致。

    冯友兰30多年的“三松堂”生活是一个长长的思想历程，包括了痛苦的思想求索与治学死里求生的嬗递与蜕变。总之，是一位思想家、哲人、大师，体验人生、研究人生、参透人生、战胜人生从而睿智、完整地解释人生的哲学过程。

    “文革”十年，冯友兰完全失落了自我，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三松堂书斋也成了一个“空巢”，他似乎成了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之身。然而，物极必反，随着他通过半生艰苦努力所取得的优厚待遇被取消和亲人的逝去，这种“了无牵挂”的精神状态又使他陡然警醒，成为他回归自我航程的起点。“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凭我自飞。”于是，他又回到书斋中。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撰著《三松堂自序》。此时，中国已进入了新时期，他已是86岁高龄了。

    此后，他又以耋耋之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说：“我现在就像一头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经吃进去的草再吐出来细嚼慢咽，不仅津津有味，其乐也就无穷了。古人所谓乐道，大概就是指此吧！”

    宗璞是这样记述父亲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80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本书。

    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

    冯友兰重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共7册，总计150万字，从1980年写到1990年4月。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又活了100多天，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仙逝。

    关于冯友兰在书斋里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的生活工作状况，作者范鹏在《道通天地·冯友兰》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的：从此后，冯友兰的生活变得十分单调刻板，他的工作亦整齐划一。每天早上，从卧室传来一阵阵呛咳，那便是他的起床号。然后，慢慢地摸索着走到自己的“岗位”上，让史料在“眼前”过电影，让思想在口中吞吞吐吐地冒出来，笔录者一丝不苟地记下来。当他自觉完成一节后，让助手念给他听，他不仅目已盲，而且耳失聪，可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听。他不愿浪费上午近3个小时工作时间的每一分钟，甚至为了不因上厕所而中断工作，一上午几乎滴水不进。除非晕倒住进医院，他几乎没有中断过一天工作。

    中午坚持午睡。

    下午闭目静坐，时而嘴唇微动，他在思想，在构思。

    第二天，重新开始滔滔不绝地口授。

    早晨收听广播，下午听人读报，其间做一遍“去病延年二十式”，借以活动肢体舒展筋骨，这些也是固定的“功课”。

    这便是冯友兰晚年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本文摘自岳麓书社2010年1月出版的《观澜文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