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登临洛阳邙山，岭上空旷无人，显得苍茫，突然听到一阵吹吹打打，煞是凄婉，驻足朝下看，原来是一队披麻戴孝的送殡队伍，人数不下百十人，人人手里拿着纸扎的各种物件，有房子、摩托车、各种电器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类用品，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总之，把这个世界享受到和还没有享受到的尽其所能地提供给死者。令人瞬间想到陶渊明《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生与死，阴阳殊途，似乎很遥远；但其实又唇齿相依、互为参照，于是才有生者对死亡的追问：人究竟有否灵魂？人死后会到什么地方去？人们这样对死者送行，且行且歌，是对死者的安慰还是生者的需要呢？当代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沃维尔的《死亡文化史》，也许能部分地提供答案。
书中描写了中世纪到当代欧洲人的死亡状态，按照作者自己个人的说法，他在努力试图还原对死亡的真正看法，从持续的历史中把握死亡的形态、内容，从生物学的死、人口学的死、死所带来的人的复杂情感等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还原并批判各种“魔法”的话语，宗教的话语以及世俗话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批判的矛头指向圣人和权贵，因为不论历史的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大家更为重视的是权贵之类的人，他们无论生前或者死后都享尽尊荣，而对于普通人的死直到相当近的时期大家还关注甚少，这种“蓄意”的沉默所带来的危害可能让我们失去了解人类真相的机会。为此，我们似乎应当关注普通人的死亡习俗与死亡真相。
事实上，中世纪的欧洲人生命普遍短暂，在一般年份，平均死亡率是30‰至40‰，预期寿命短促，大多数情况下寿命为20岁至30岁，一代人中50%的人活不过20岁。在传染病如瘟疫以及胃出血、肠胃中毒、癫痫、狂犬病、溃疡、脓肿以及皮肤病和麻风病面前，缺乏卫生知识的人无助地暴卒。大量殉教者的形象则让死亡显得愈加暴烈。于是人生苦短：32岁成人，以后如同做梦，40岁时进入壮年，然后便是老年。在英国，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大约为35岁，在别的国家更是低至30岁。死亡吞噬了儿童和青年中的大部分，人到40岁时就已经老了。作者经过对欧洲历史研究以后，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具有权威性的西方死亡史图景：从中世纪黑死病肆虐开始，人们对死亡的认识经过了巴洛克式的大规模仪式的死；自然哲学的“明智”的死；复古派的“英雄”式的死；立遗嘱的“市民阶层”的死；最后进入现代的对死的禁忌。作者在考察这一些情况之后发出这样的感谓：“死的历史扣人心弦，历史需要掂量问题的各种因素，倒过来审视与死亡交叉的目光，从死亡出发，回顾迎接死亡的集体态度，发现人们在这一途程上的各种反应。”
米歇尔·沃维尔提出的死亡文化的概念范围排除了宗教。作者把每个时代欧洲人对死亡的反应、态度、仪式以及与死亡所作的抗拒都用详尽的资料、数据与图片向我们展示出来。
当一种解释被经验证明时，我们便称之为真理并深信不疑，中世纪几乎没有人怀疑灵魂的有无问题，大多数人相信人死亡之后灵魂必定会转移到另一个世界或时空当中，由于经验总是有限的，所以真理也总是相对的，人类对事实不得不总是做出解释，直到我们真正认识死亡。
正因如此，宗教总是不失时机地进行对人们意识的侵入。至少目前我们还是要认定所存在的事实，西方人对灵魂的存在和超自然的神秘事情始终有抑制不住的兴趣，知道人有灵魂之后才知生命可贵与永恒重要，才知需要救世主。但这里面根本的区别在于，宗教告诉人死后是怎么回事，而对于死亡即将来临，宗教认为是没有选择的。西方丧葬礼俗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基督教将每一个人的灵魂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崇尚灵魂升华而轻视肉体，因此基督教的丧礼更多地是为死者祈祷，祝其灵魂早日升入天堂，解脱生前痛苦。
死亡文化的本质是生存文化，从一个民族的死亡文化中可以窥见到那个民族的全部生存哲学。米歇尔·沃维尔提出的死亡文化关注的是人在面临死亡时的选择，这是和宗教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米歇尔·沃维尔研究的问题，实际上是宗教所忌讳的问题。所以米歇尔·沃维尔这样说：“死是一个社会的反映。”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对死的投入不是对生命期望有延伸，而是对幸福期待的延伸。”对历史学者而言，看重死亡其实是因为看重人类历史对于生命的善待。
无论从《百年孤独》、《铁皮鼓》还是《失乐园》等著作中，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出人们对死亡所充满的本能的恐惧，同时也能让我们觉悟到死亡对人生的真谛的启迪，认识到日益逼近的死亡所造成的生命的有限性，那么这种“恐惧”不但不会引起我们心理上的恐慌，相反会给予我们对未来希望的某种启示和提醒。正因为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的渐近性，我们必须抓住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机遇，最大程度地利用生命，赋予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无法设想，假如人类没有死亡，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空虚、无聊甚至可怕。死亡是生命本质的孤独，无法克服的宿命。
反观中国的死亡文化，中国民间有关于鬼的故事，但这些不应属于死亡文化的范畴。中国人是讲究乐生不乐死的，幻想长生不老的，一向对死亡相当恐惧。孔子就讲：“未知生，焉知死。”儒家谈死亡非得拉到一个很大的主题上，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唯有如此，死亡才有意义，但这已经超出普通人所面对的日常性话题了。
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引用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段诗作为结束语：“生命就是生命，因为它不能有两次。有个古老的神话传说，我将去参加天使的队伍。但那是神学家们的胡言乱语，他们总是编造谎言。我们将在棺材里腐烂，我们的个性就到此为止。死并不是可怕的玩笑，自然界不会玩弄这种把戏。它用死亡把生命贴上封条，人已耗尽要去加入虚无。而我不再起来，死亡结束了我生命的旅程。”
费尔巴哈的这种认识毫无绝望之处。如果说宗教所说的永生存在的话，那就是历史所给予人类生命真正的延续在于他的后代、他的著作、以及对于他的纪念。这和我们中国人所讲“立德、立言、立功”不谋而合。为此，死亡不会让我们恐惧，而只会让我们更懂得如何珍惜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