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生
我国历史上向来不乏爱好音乐的帝王诸侯，如周穆王、周景王、晋平公、齐景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赵惠文王、秦始皇、汉高祖、汉元帝、魏武帝、北周武帝、唐太宗、武则天等，都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其中不少又是具有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但是，像唐玄宗李隆基这样酷爱音乐，且具有高度音乐天赋和才能，促使整个社会音乐文化高度繁荣，从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音乐鼎盛时期的皇帝，却是独一无二的。
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八月。史称“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景龙四年(710)，25岁的李隆基率领羽林军攻入宫中，杀韦皇后、安乐公主，消灭把持朝政的韦、武两家外戚集团，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才干。712年，李隆基即帝位。次年，又杀掉阴谋篡权的太平公主及其余党，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地位。从此。唐玄宗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经过励精图治，使唐代出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宫廷燕乐也在这段时间里登上历史的高峰。
李隆基自幼便接受了严格的贵族音乐教育。武后久视元年(700)，在76岁祖母武则天的面前，15岁的李隆基表演了著名舞蹈《长命女》，14岁的弟弟岐王李隆范表演了《兰陵王》，12岁的妹妹代国公主和寿昌公主则表演了《西凉伎》。唐朝上层贵族重视宫廷艺术教育，为李隆基一生嗜好音乐奠定了基础。
唐玄宗的音乐活动涉及创作、演奏、排练、组织、理论等各个领域，他不但自己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还推动了盛唐音乐向巅峰发展。李隆基擅长作曲，而且才思敏捷，随意即成。《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里的“制新曲”和“新制乐谱”是否系指作曲和配器的区别，尚难定论，但这部分数量可观的作品却仅是唐玄宗某一时期的创作成果。唐代许多著名的音乐作品，如《霓裳羽衣曲》、《夜半乐》、《龙池乐》、《小破阵乐》、《光圣乐》、《得宝子》、《凌波仙》、《春光好》、《秋风高》、《圣寿乐》、《雨霖铃》等，均出自唐玄宗之手。可以说，唐玄宗的一生与音乐创作总是密切地联系着。《龙池乐》是他青年时代“龙潜之时”的作品；《得宝子》是中年时期得杨贵妃感到“如得至宝”时的创作；《雨霖铃》则是“安史之乱”后悼念杨贵妃死于马嵬的创作。
唐玄宗还十分热衷于音乐演奏，他演奏羯鼓最为出色。羯鼓乃是“八音之领袖”，在合奏中起着指挥的作用。宰相宋璟赞扬他是“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有着极为高超的技巧。有一次，唐玄宗与李龟年谈话时曾说“杖之弊者四柜”，敲坏的鼓槌都有四柜之多，可见唐玄宗对羯鼓之入迷。羯鼓是西域乐器，“如漆桶，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又名两杖鼓。唐玄宗喜爱羯鼓正是西域音乐在唐代社会广泛流行的反映。
唐玄宗还善于吹笛，唐代杨巨源《吹笛记》载：“上尝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进曰：‘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余以上清之乐，寥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诸乐以送吾归。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寻之，尽得之矣。坐朝之际，虑忽遗忘，故怀玉笛，时以手指上下寻之，非不安也。’”唐玄宗上朝之际尚身怀玉笛构思作曲，似是荒谬异常的事情，却也反映了他对音乐是很迷恋的。
唐玄宗还是一位杰出的排练者与指挥者。《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这说明唐玄宗有着一流的音乐听觉水准。唐代宫廷音乐在这样一位内行皇帝的亲自训练下，其高度发展的水平实在是任何朝代所难以企及的。
对于盛唐时期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唐玄宗个人的历史作用显然不能忽视。有着特殊社会地位的封建帝王，对当时文化生活有着支配的作用。汉代民谣《城中谣》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统治者的爱好对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唐玄宗经常提倡并鼓励王室贵族爱好音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玄宗常伺察诸王。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因此，在唐玄宗的倡导下，“达官大臣慕之者，皆喜言音律”。在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基础上形成了“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洛阳家家学胡乐”那种普遍爱好音乐的社会风气。唐玄宗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一席无可争议的地位。
诚然，唐玄宗作为帝王酷爱音乐，到了颠倒政治与音乐的位置的程度，这当然是荒谬的，也是出于剥削阶级享乐的需要。唐玄宗极度迷恋于声色之际，恰恰是酝酿祸乱之日。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教训之一。
唐玄宗作为一个音乐家，其卓越的音乐才华是举世公认的，他对于唐代音乐的繁荣发展所做出的历史功绩也不容抹煞。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一生的是非功过难以简单地概括，但他在我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得出恰当的结论。（摘自《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