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涌

    豫剧《大明贤后》编剧刘桂成曾获得第十届中国戏剧节编剧大奖，主演章兰摘取了象征中国戏剧的“二度梅”奖。至今，这出戏上演于城市剧场中，也留声在垄头田亩间。

    乍看起来，《大明贤后》的故事取材并不那么新颖，不过编剧刘桂成偏偏是迎难而上，擅长赋予旧故事以新内涵的高手。《大明贤后》有着一个沉重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充斥着杀伐与宫闱权变的明朝初年。如果编剧选取蓝玉案、胡惟庸案来设置故事情节，自可让具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展现于舞台，然后提炼出一个看似更加厚重的主题来。

    然而，编剧却并没有选择这样的路径，而是以故事情节作为依托，这也暗合中国戏曲的宝贵传统。那就是不过分执着于设计曲折繁复的戏剧情节，而是将观众的体验凝聚到对于人物情感的感受与唱词的优美婉转上来，因为中国戏曲传统的本质便是其对于抒情性与娱乐性的看重。

    编剧在作品的主题开掘上没有刻意站在所谓的“历史高度”来剖解帝王心术与尔虞我诈，而是将主题内涵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在《大明贤后》中，出身草莽的明太祖朱元璋在登上皇位之后的举止形状，未尝不是对今天那些初掌权力的国人的一种有意味的警醒，而作品中所出现的皇子们捆绑老师的情节，也未必不是现在的某些“富二代”们所不敢为。由此，编剧为作品的主题赋予了一抹世俗化的色彩。

    众所周知，喜剧历来难写。喜剧之难写，在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火候的拿捏。如果为了对应人物性格的复杂多面，而将喜剧人物设置为具有多个性格侧面的复合型人物形象的话，则可能因为失之沉重而削弱了喜剧性因素。而若是将人物形象单纯地类型化，却又可能因为性格色彩过于单一而陷于浅薄走向闹剧一路。

    在《大明贤后》中，我们能够鲜明感受到人物性格的主色调，比如朱元璋的倔强、大脚马皇后的直率、大学士解缙的迂腐，而与此同时，编剧也充分调动了各种戏剧手法。在垂钓的情节中，太祖朱元璋一句台词“我就烦勾引这些小东西儿”，刻画了他的帝王意识，而同时朱元璋张嘴闭嘴“臭解缙”，使人记起他卑微的出身，一个栩栩如生的草莽帝王形象呼之欲出。在大脚马皇后将宫廷花园辟为菜场种地一折中，除了着力从正面刻画马皇后的简朴率真之外，通过其他嫔妃不解却又不得不服从的眼神举止的侧面描写，烘托出了一个人在可以享有锦衣玉食的情形中，返朴归真的艰难与可贵。在大学士解缙迂腐讷言的背后，自是有着为人臣者的难言苦衷。

    《大明贤后》通过喜剧的样式，超越了长久以来困扰着中国戏曲界的雅俗之争。在某些时候，我们往往将戏曲艺术作为传统的艺术文化瑰宝而视之为高雅艺术，却每每发出阳春白雪难入下里巴人的慨叹，而在某些时候，却又于戏曲的大众化推广，总是有些放不下架子，不得其门而入。在雅俗之间，即便是言必称“雅俗共赏”，却往往是流于口头纸面，因为一部艺术作品做到雅俗共赏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情啊！

    《大明贤后》的成功之处，一方面正是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颇风雅的人做出了向俗的变化，将高高在上的帝王家族变作也有争吵的夫妻，森严的君臣等级之内也有朋友之间的推心置腹。总体而言，形式可以是雅的，而通过形式所表达出来的内容却完全是俗的、贴近人心的，由雅入，自俗出，有何不可？

    在《大明贤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编剧刘桂成近乎“一句十年得”的严谨与工整。而在这些大雅的古典唱词之中，表达出来的却是一个大众人物切近现实的真情实感、家长里短、世俗人情。

    当今的中国戏曲，危机似仍未完全解除，需要创新，也需要呵护传统；需要精致的高雅，也需要直面现实的世俗情怀，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扎扎实实的努力与一丝不苟的谨严。《大明贤后》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