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

    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刚刚在北京隆重落幕，生活美学成为了国内外美学家们热议的最新话题，这也说明，“回归生活世界”来重构美学已经成为全球美学的新生长点。在中文的专题会议上，本次大会特设了“日常生活美学”与“传统与当代：生活美学复兴”两个会场，以推介中国学界的生活美学的最新思潮；在英文的专题会议上，“环境美学”“美学与新媒体”“当代中国艺术”专场都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了生活美学的话题，走向生活的美学与美学走向生活，正在东西方美学家们那里形成某种基本的共识。同在200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美学》文集与笔者所撰写的《生活美学》相映成趣， 只不过，中国本土出现生活美学是为了摆脱“实践美学”的传统，而欧美大陆出现生活美学则是为了超出“分析美学”的窠臼，但是，在他们开始转向了生活的时候，却都强调了——我们要依靠生活美学来观照艺术，与此同时，我们又要依赖于艺术来看待生活的美学。

    为什么生活美学会成为中外美学家所共同关注的话题？这首先是由于，当代文化和艺术在全球范围内皆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活美学的兴起就是对这种最新动向的一种直接的应对。在全球化的境遇当中，东西方的人们都正在经历当代审美泛化的质变，它包含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是“生活的艺术化”，特别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孳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则是“艺术的生活化”，当代艺术摘掉了头上的“光晕”逐渐向日常生活靠近，这便是“审美日常生活化”。真正使得生活美学得以出场的历史要素，不仅在于当代文化的各个层级在逐渐审美化，这是审美要素向文化与社会的蔓延和普泛，同时，更在于当代艺术家们突破了审美的藩篱，从而致力于在“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进行拓展的工作。

    面对这种新的历史境遇，新兴的生活美学就要面对传统美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进行“解构”：一个就是“审美非功利”观，另一个则是“艺术自律”论，二者几乎成就了古典美学观念与艺术理念的内在定性。在古典时代人们所身处的“文化神圣化”的语境里，建构起以非功利为首要契机的审美判断力体系自有其合理性，那种雅俗分赏的传统等级社会，使得艺术为少数人所垄断而不可能得到撒播。由此所造成的后果便是，艺术和审美不再与日常生活发生直接的关联，而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当中，这些传统的历史条件都被新的语境所刷新了，从而出现了三种观念的交锋：“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生活实用的审美化”对“审美非功利性”； 艺术和文化的“产业化”所带来的“有目的的无目的性”对“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审美日常生活化”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经验的连续体”对“审美经验的孤立主义”，而且后者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当代审美所面临的历史境域居然具有了某种“反审美”的性质，审美理论在“后康德时代”要得以重新审视。

    与此同时，“艺术自律”论也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西方的艺术文化呈现出“沙漏结构”，也就是中间细、两端呈双漏斗的结构。在欧洲文化史上，从“美的艺术”的形成直到当代艺术之前的阶段，就是这沙漏的中间部分。在这个中间部分之前，“前艺术”阶段的人造物逐渐被规约到美的艺术体系当中，比如对原始时代物品的“博物馆化”与对非洲地区物品的“现代艺术化”。从东方的视角看，艺术的产生只是现代性的产物，而在欧美现代性（时间性的）之前与（空间性的）之外，都没有凸现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问题。在此，时间性的“在先”，指的是欧洲文化中唯美的艺术观念产生之前的时段；空间性的“在外”，则指的是在欧洲文化之外那些“后发”地获得艺术视角的文化空间。更具体地说，在以欧洲为主导的现代性这段历史展开“之前”与“之外”，现代性意义上的艺术都没有产生出来，自律的艺术观念只是欧洲文化的产物而后才得以全球播撒。在“沙漏结构”的后半部，当代艺术又出现了突破艺术边界的倾向，极力在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缘地带进行创造，从而使得艺术走向了更加开放的空间，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当代艺术发展的最新阶段。

    所以说，生活美学在目前之所以已成为“走向全球美学新构”的一条重要的路径，就是因为，它既可以用来反击“艺术自律化”与“审美纯粹化”的传统观念，也可以将中国美学奠基在本土的深厚根基之上。追本溯源，中国古典美学其实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中国古典审美者的人生就是一种“有情的人生”，我们当代的生活美学建构不能脱离传统而空创，而要形成一种古与今之间的“视界融合”。

    以儒家美学为例，儒家美学就可以被定位为一种生活美学，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启示。对于儒家美学的哲学化解读，往往尽著欧洲哲学研究的色彩，如以“仁学”作为儒家美学的哲学基础之类。从“生活儒学”的角度来解读儒学，似乎更能回到原初的语境来言说问题，“礼”及其与“乐”的合一更能代表儒家美学思想的基本特质。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于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所以，我们主张从生活美学与“情之本体”的角度来重思儒家美学的基本定位。而且，儒道两家生活美学的同体化的互补，恰恰构成了“忧乐圆融”的相生境界。用“忧乐圆融”来描述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架构亦非常贴切，因为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生活美学，都是“通天下之忧乐”的。同样，正如禅宗生活美学虽起于出世之忧，但“禅悦”却如此亲和于现世生活一样，儒、道、禅之“乐”都是归属于生活并始终未超离于生活的。

    将生活美学视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色与底色，这是就逻辑与历史的双重意义来说的。一方面，所谓“原色”就逻辑而言，生活美学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生成范式”，所以谓之“原”。“儒家生活美学”与“道家生活美学”便形成了两种基本原色，并与后兴的“禅宗生活美学”共构成中国美学的“三原色”。另一方面，所谓“底色”则就历史而言，从孔子和老子这两位古典美学的奠基者那里开始，中国美学就已经走上了生活美学的道路，所以才谓之“底”。但无论是作为“原”色还是“底”色，中国美学从本根上就具有“生活化”的取向，从先秦、魏晋到明清形成了生活美学的三次高潮，这是不同于欧洲美学传统的最深层的差异，也是我们重新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最新的路径。因此，我们也要回到中国古人的生活世界来把握儒道两家的美学，从而为阐释中国古典美学探索出一条“回归生活”的新路。在这种视界当中的儒道两家美学，已经基本摆脱了依于“仁”与志于“道”的老路，这恰恰是回归生活世界的必然结果。

    总而言之，忘记生活世界，终将被生活世界所遗忘。与其他学科相比，美学更需回归于生活世界来加以重构，这是由美学的学科本性所决定的。所以，在本次世界美学大会上，笔者之所以与积极倡导审美泛化的德国著名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等被票选为国际美学协会新任的五个总执委，这也部分说明，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活美学问题的关注尤甚。生活美学，正是未来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但这种发展并不是囿于中国本土的独创，而已经成为了国际美学界的共同的发展趋向。这次世界美学大会正折射出这样的两种趋势：一个是当代全球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东方与西方、西方与西方、东方与东方之间的美学交流日益频繁；另一个则是中国美学已经融入到了全球对话当中，并将在其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而生活美学正是中国本土美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