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灵一

    近日，“反三俗”成为文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某些“三俗”现象也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和抵制。

    “反三俗”的举措深入人心，大得人心。但事实上，“反三俗”并不仅仅只是某一个艺人的“自查”和“整改”，也不仅仅只是曲艺界的某些低俗演出节目的梳理和整顿，而是需要整个文化界重视和研究的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时代命题。比如以金钱、美色、性话题为主题的某些交友相亲节目，算不算“三俗”？以搔首弄姿、男欢女爱、打情骂俏为卖点的某些二人转节目算不算“三俗”？恶搞经典、急功近利、金钱至上、丑闻满天飞的一些影视改编算不算“三俗”？装疯卖傻、不择手段、恶意炒作、制造低级噱头的某些选秀节目算不算“三俗”？渲染暴力、卖弄色情、胡编乱造甚至传播伪科学的某些文学作品算不算“三俗”？隐私艳照、“车震”偷窥、鸡毛蒜皮、八卦煽情的某些娱乐报道算不算“三俗”？胡捧乱捧或者棍棒交加、大打出手的某些不靠谱的文艺评论算不算“三俗”？……当然算！这些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现象，当然需要我们的抵制和反对。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亟待激浊扬清的心灵圣水的洗涤净化。不过，“反三俗”绝对不是搞运动，不是做姿态，而是需要踏踏实实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除了义愤填膺的口号式的斥责和批评，更需要整个文艺界的理性的分析辩证和反思反省。

    从表面现象来看，“三俗”虽然可能暂时迎合、讨好某些文化消费者的个人兴趣，但这种迎合和讨好是建立在对大众审美情趣的误读之上的一种畸形的市场意识。“三俗”的出现，误导了文化消费者的欣赏心理，异化了文化消费者的道德判断，催化了社会不良风气和精神垃圾的传播和扩散。从长远来看，“三俗”的东西是没有根基的，就如同无根之花，无源之水，是缺少恒久生命力的。翻来覆去地“俗”下去，把无聊当有趣，把粗鄙当个性，把丑陋当风格，就会在“三俗”的泥坑里越滑越远，越陷越深，其结果正如姜昆所预言的，终究会“被观众所抛弃”。纠正这股歪风，净化文化环境，我们的社会才会多一些文明，多一些和谐，少一些乌烟瘴气和精神垃圾。

    为什么在一定的时期之内，会出现“三俗”现象，而且在某些地区某些时间还会大行其道？这其中应该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地方。正如文化部部长蔡武同志指出的那样：“近年来，文艺创作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低俗化、娱乐化倾向严重。”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据说现在一年创作歌曲在两万首以上，但是真正为广大群众所传唱的有多少首？现在一年创作的小说等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但真正为广大读者所一致公认的力作有多少部？出版业一年出版各类出版物30万种，但真正能与我们先辈几千年为我们留下的8万种历史典籍比肩的作品有多少？我们全国几百个电视频道，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真正的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的节目又占多大比例？我们每年生产400多部影片，上万集电视剧，其中能与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并驾齐驱的传世力作占多大比例？热遍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逐利、炒作、托假的“虚火”占多大成分？

    蔡武同志的这些提问，发人深思，令人警醒。一方面是“真正的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的好作品好节目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才出现了庸俗、低俗、媚俗之浊流的泛滥。说到“反三俗”的话题，有网友曾提到孔老夫子兴雅反俗的例子。想当年，周游列国的孔老夫子感叹礼崩乐坏，于是在感叹忧虑之后，开始删诗定礼，为我们留下了《诗经》等等传承至今的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孔老夫子以兴雅来反俗的经验，确实给我们今天的“反三俗”带来一定的有益的启示。

    最近，2010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国家艺术院团的“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也得到了一次集中的体现。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也是“反三俗”的成功举措。参加展演活动的老演员雷恪生说：“舞台是神圣的。”著名编剧郭馨阳也说：“2010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为弘扬高雅艺术提供了崇高的舞台。”我们要反俗，但更要兴雅。反俗是兴雅的基础，兴雅是反俗的保证。正如鲁迅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只有用优秀的作品引导受众，鼓舞受众，激励受众，只有用高雅、高洁、高尚的作品占领文艺阵地，只有“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善于发现、提倡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引路”，只有“团结、带领艺术创作人员，逐步形成强大的良好的创作风气”，我们的“反三俗”工作才能产生更重要更深远的文化意义。

    铲除了园子里的杂草，就要及时播种下庄稼的良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把那些杂草除掉就万事大吉了吗？当然不是。锄禾的目的是为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