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喜

    关于状元的话题，伴随着高考，似乎每年都是热点。对状元的适当褒奖与鼓励是正常的，但也有人借状元之名大肆炒作，把“状元”当成谋取各种利益的手段。据报载，有商家还打出过“热烈祝贺我市高考状元在我店购买糖”之类的广告，真是令人好笑。人生路漫漫，贵在“上下而求索”。状元们参加考试虽然能够游刃有余，但考场状元并不一定就是职场状元。说到底，还是应该理性看状元，冷静看分数。

    高考状元与古代的科举状元还是有着很多明显区别的。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状元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状元热”近年来也在不断升温，但“状元崇拜”却实在不可取。

    近来，我在图书市场看到多本介绍历代状元诗词的图书，亦有友人以此相赠。而我则是一种迷茫和矛盾的心境，自然也以狐疑的目光观之。

    金榜题名，在古代自然是功名利禄，乐莫大焉。连一向冷峻被称为“郊寒”的唐代诗人孟郊，中榜之后也不禁发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欢呼，而孟先生中的还不是状元呢！

    通过奋斗跃上龙门最终为状元者，应该是饱读诗书，很有学问，此点不必怀疑。唐朝的状元中有几个著名的人物，文章诗词很有成就。例如贺知章（武则天时乙未科状元）诗书皆精，其“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等，都是传诵至今的名篇；王维是开元年间状元，诗乐书画，无所不精。诗词尤其是五七言诗，或恬淡优美，或感情真挚，或雄浑苍凉，才情多面。如“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千古流传；其《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有很高的境界。然而，唐宋最伟大的文人和诗词家大都没有状元的光环。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不在状元之列。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唐太宗曾为科举笼络了天下才士自鸣得意，文人则指出：“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科举有着两重性，一是激励上进，二又束缚思想 （到了清代，科举笼络和钳制思想的功能更为明显） ，使得文人不敢独立思考或有所思而不敢言。而作为文学形式中最浪漫活泼的诗词却是容不得束缚的。李白飘逸不羁，杜甫沉郁多思，苏轼豪放潇洒，都不甘为程式框框束缚。故王维虽然大才，被认为“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毕竟不是第一；宋朝的状元张孝祥、陈亮，词作都是慷慨激越，但毕竟比非状元的苏轼略逊一筹。

    中国科举时代的状元（不含武状元和女状元），抛开太平天国的“状元”14人另当别论，则历代状元共计538人。其中有才俊，但毕竟成大事者是凤毛麟角。尤其是我们读到唐代状元诗词的时候，不能不为其浩繁书卷中不见李杜怅然感慨。由此我们想到，不仅是古代还有当代，不仅是诗词还有其他科目，科考固然重要，分数虽然难免，但未必是成材的唯一和最佳途径。从人才学成功学的角度看，求学和自学结合，继承和创新相辅，肯定要比循规蹈矩、分数第一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