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蒂娜·鲍辛格

    果园里长出了许多原本没有种植的果实。

    ——托马斯·富勒

    父亲是个干劲十足的园丁，我想这是祖父遗传下来的爱尔兰血统在他身体里产生了重要的化学反应。从记事开始，我就赤脚站在父亲果园那刚刚翻松的土地里，双手沾满黑泥——尽管新翻出的泥巴有点儿凉，但我玩得十分起劲。

    对小孩子来说，果园是一个神奇的仙境，充满无限可能。小时候，我喜欢跟着父亲在花园里转悠。我还记得他的“壮举”——把耕作机推出一条精准又完美的直线。他戴着那双香蕉黄色的园艺手套，两手紧握耕作机的把手，机器发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脱掉手套擦拭额头上的汗珠。父亲喜欢种各种果实：黄色和绿色的洋葱，金灿灿的玉米，几乎和我个头一样大的西瓜，还有我们全家人都喜欢的——像红宝石一样的西红柿。

    但当我进入充满叛逆的青春期后，和父亲一起在果园里劳动就不像小时候那样令人感到兴奋了。果园不再是那座无所不能的梦幻岛，而是一个古老的监狱。果园里额外的家务劳动，把人累得汗流浃背，简直就是个累赘！

    于是，果园常常成为我和父亲发生争执的导火线。

    “蒂娜，今天来帮我种种果子吧。这么美的早晨，到户外活动一下多好。”父亲说。

    “哦，爸爸，我今天得和朋友们去看电影呢。”我推辞道。

    “蒂娜，我今天需要人帮忙给果园除除草。”父亲还是不放弃。

    “今天？对不起爸爸，我已经有安排了。”我很不耐烦，高跟鞋的鞋跟在地上踩得咚咚响。“我们干嘛一定要留着果园呢？这真是蠢透了。花几毛钱就能在超市买好几根胡萝卜。”

    一番争执后，父亲只能笑笑作罢。而我，则庆幸自己可以逃脱果园里的无聊任务了，毕竟我有许多更好玩的事情要去做。

    父亲慢慢地老了，但他对果园的热情从未有丝毫的改变。随着家里所有的孩子都长大成人并有了自己的家庭，父亲更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果园中，他的果园几乎占据了整个后院。即使后来被查出已经到了肾癌晚期，父亲还是坚持在果园里劳作，继续耕种他的南瓜、小黄瓜、墨西哥胡椒，当然还有永远不变的西红柿。

    有时候，我会回家看望一下父亲。傍晚时分，我坐在露台上喝着冰茶或苏打水，看父亲像对孩子一般慈爱地给他的果园浇水。夕阳的余晖洒在水珠上，光线折射出的小彩虹在草地里若隐若现。

    然而，在父亲精心呵护那些果园里的小种子的同时，癌细胞也开始在他的体内扩散。它们逐渐吞噬了父亲的活力、自理能力，还有他的幽默感。它们疯狂地蔓延着，直到无法治愈。

    晚期病人疗养院是和父亲所熟悉的果园完全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他需要家人一天24小时的照料。无助时，父亲会乱发脾气，这让我感到十分难受。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我不得不开始做很多他以前做的事。我为父亲的果园除草，帮他付账单，把他的药丸装进小杯子，给他调整氧气罩的位置。父亲起初不愿意让我做这些，但我知道，当我开始照看果园时，事情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

    虽然医生的诊断让我对父亲的病情早有心理准备，但真正让我意识到父亲不行了的，是果园的变化。那一年，父亲果园里曾经挂满了的五彩缤纷的蔬果都消失了，只剩下几个孤零零的西红柿。由于实在动不了，父亲简单地用细绳把西红柿绑在栅栏上，任由它们自生自灭。看到曾被父亲精心照料的西红柿被这样冷落，我难过极了。于是，我经常回到父亲的果园里，给它们浇水，拔掉杂草。我始终记得从藤条上摘下最后一个西红柿的那一天，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悲伤的日子。

    在父亲去世后的最初几年里，我完全无法去看别人的果园，因为只是稍稍一瞥，对父亲强烈的思念就会像一桶凉水从头浇到脚。五年前，父亲种下了他最后一小片西红柿。三年前，我决定开始种植自己的果园，就从几只西红柿开始。

    那天早晨，我把父亲曾经用过的老耕作机找了出来。它又一次发出复活的轰鸣，似乎也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开垦了一些泥土之后，我听到角落里好像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我不禁笑了。8岁的儿子内森，光着脚站在刚刚翻松的泥土里，手上沾满黑泥——尽管新翻出的泥巴有点儿凉，但他玩得十分起劲。

    （李鹤琳译自《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2010年4月2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