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华

    作者汲汲于复原世情小说的生成背景，为小说情节的惊人相似、人物举止的不断复制，找寻背后合乎生活真实、逻辑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深层依据，为我们展示一个周匝细密而又艰难审慎的研究过程。

    赵兴勤教授撰著的《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文物出版社，2010年6月版）一书，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明清世情小说的形态，颇具创新意义。笔者研读之后，认为这是一部拓宽古代小说研究视野的佳作，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均给人启示。

    首先，作者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坚定的学术立场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题上“避热趋冷”。目下，耐得住寂寞、埋首苦读者不是很多，真正立足文本研究，富于创新精神的成果相对较少。研究格局的失衡以及治学态度上的趋热避冷、逐易畏难，治学方法上的摈弃传统、追风逐潮，反映出学界选题角度的失重与价值取向的倾斜。赵兴勤教授既不向慕时尚的学术，也不追逐学术的时尚，毅然选择学科交叉的论题，将理学（研究之冷门）与世情小说（边缘之文学）熔锻一处，探讨二者之间“矛盾着的交织与纠缠”，表现出笃定的学术判断和坚毅的学术精神。

    还有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内外缘结合”也颇为引人注目。当前，余英时先生提倡的“内在理路”说在大陆备受推崇。赵兴勤认为：“由‘外缘’研究到‘内缘’捕捉的转向，既是一个学术视角的转移，也是一场学术变革的兴起。但是，同夸大‘外缘’的影响作用一样，片面强调‘内缘’也未必是科学的。”“我们应该反对的，是抛弃历史的复杂性、研究对象的独立性而将‘外缘’简单黏附的做法，而要做的，则是通过尽可能还原历史语境，打通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隔膜与障碍，用‘理解之同情’的目光，考量历史风尘中事物本身的真实印辙、交互变化以及动态发展，从而建构新的认识。”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作者拒绝“随人短长”，着意通过历史与审美的双重解读，深入古代小说叙事肌理，探索更为丰满可信的小说史叙写。

    其次，作者追求有灵魂的学术

    当学术研究变为牟利工具，生命感受、阅读快感和审美体验便统统被工具理性的操持者们抛诸脑后。人文研究者正面临形形色色的窘境，创造力压抑于项目申报和评奖的层层枷锁，诗性屈从于学术规范的变动不居与庞杂繁琐，机械呆板、麻木冷漠、缺少烟火气和人情味的研究成果时有所见。在个别研究者那里，学术远离人间。这除了学术成果自身的小众特点以致“曲高和寡”外，还有就是抛离了人的在场感，使读者无法藉此获取历史的反思与生活的印证。

    古人言：“善读者如啖蔗，不善读者如嚼蜡。”赵兴勤披文入情，努力用自身对人情世态的细微体察，尽可能还原历史现场，寻求与世情小说创作者思想上的晤话，以期对小说发展的历史脉络做出更富针对性的诠解。虽然历史不一，世情不一，文学的表现形态不一，但人际交往背后的复杂与矛盾、契合与龃龉，大多缘于发迹变泰、兴衰荣辱、财富聚散、个人升沉，此古今一致，基本无二。沿此基点，作者汲汲于复原世情小说的生成背景，为小说情节的惊人相似、人物举止的不断复制，找寻背后合乎生活真实、逻辑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深层依据，为我们展示一个周匝细密而又艰难审慎的研究过程。这一过程，既有宏观上的“出乎外”，拓宽了古代小说研究的视野，在“面”上有所延展；又有微观上的“入乎内”，通过文本的细读及创作心理的发覆，避免了抽象、干涩的价值判断，在“点”上有所深入。

    具言之，《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在宏观方面，既不因研究对象的貌同而不究其异，亦不因质异而忽略其同，而是同中取异，异中求同，着意在小说文本提供的诸多可能性中发疑求解，逐一剖解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之间复杂幽隐的关系。如明代讲学风气对小说创作趋向的影响、儒学思想的蜕变与小说创作路向的转移、理学的嬗变与世情小说的构建、理学的反拨与世情小说的诗性叙事、清代学术与才学小说的兴起等“多发人所未发”的论题，读者均可在书中找出相应的答案。

    微观方面，不管是对理学思潮评判还是对某一类型小说发论，均持平公允，且颇多精彩之笔。如评议朱子哲学，“以希冀与政治联姻、改善当世之环境起步，到为政治‘绑架’，沦为维护纲常伦理的工具和被孤立的道德逻辑，不幸从一个硬币的正面走向了反面”；议论才子佳人小说，“这类‘通共熟套’的‘主要价值’，在于基本实现了文学创作上由‘文以载道’到‘以文自慰’的转变”；评判艳情小说的泛滥，“恰恰反证了封建尾声肉身的遮蔽与沉沦，反证了知识/话语个体对压抑的释放与反拨，反证了封建伦理秩序面对浊流时的颓弱与坍塌，同样，也影射出士子在扭曲的时代症候里的人格分裂与精神殊途”等等。

    当然，任何一部学术论著，都难以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就该书而言，论域的开阔使驾驭的难度空前增大，虽洋洋四十万言，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尽管如此，这部著作的用力之勤与开拓之功，还是为小说史的重写备下了一份扎实的报告，对于这一点，显然应予以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