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

    “大串连”导致 铁路运输几乎瘫痪

    1966年，“文革”风暴5月即起，8月加剧。自8月下旬，红卫兵又开始了一项举动：实行全国性的“大串连”。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开始离京“南下”“北上”“东进”“西征”，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

    红卫兵大串联把铁路搞乱了。铁路一乱，煤就运不出来，没有煤工厂就不冒烟。那时，周恩来总理每天管铁路调度，也每天抓煤炭生产，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周恩来曾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

    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各地铁路交通部门不断向总理值班室告急。

    事实上，“大串连”不仅给交通运输带来了压力，还带来了其他问题，比如南方来京串联的学生由于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引起传染病流行，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都躺满了病人。安排好来京红卫兵的吃住同样是个重担，这副担子又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他想方设法，费尽心思，后来连中南海国务院办公的地方也住进了几千名红卫兵。

    转折点是上海的“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然而不想11月10日，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员，在安亭（上海嘉定境内）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20小时。

    “安亭事件”发生后不久，周恩来找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他们一人抓计划会议（安排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人抓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这时，早就对周恩来等心存不满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开始行动起来。11月13日，陈伯达拿出一份由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白写有“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这等于规定工交企业也要像学校一样闹“革命”。由此大大小小的“安亭事件”势将层出不穷，全国工交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将被打乱，这是同周恩来的主张针锋相对的。

    陈伯达提出的文稿一提到工交座谈会上讨论，立刻遭到与会各地、各部门负责人的激烈反对。大家赞同周恩来的主张：工矿企业必须和文教部门有所区别，不能停产闹革命。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谷牧整理出一份《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但这个文件刚定稿，陈伯达就打电话给谷牧、余秋里，提出严厉的指责。谷、余二人对此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的汇报。”

    11月22日中午，在周恩来、陶铸、李富春参加的碰头会上，谷牧等汇报了几天来座谈会的情况和陈伯达的态度。当晚，周恩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表示文件可以在听取工人意见后继续修改，争取在12月发出。

    11月24日，周恩来来到京西宾馆工交座谈会讨论会场，听取大家的意见。在周恩来面前，这些积压了几个月不满情绪的领导干部将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发泄了出来，刘澜波、吕正操、吕东等说到最后都站了起来，慷慨陈词。大家的话题已不仅仅是工交座谈会所讨论的文件，而是讲到国家动荡不安的形势，讲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担忧。周恩来听了，久久不语，最后向他们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周恩来这番话，中心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他常常冷静地从比较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面前的问题，他觉得不能听任老同志们发泄情绪。

    周恩来坚持“生产不能停、铁路不能停”的努力，是“文革”先锋们所不能容忍的。时过一周，事态果然发生逆转。12月4日至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针对工交座谈会的讨论情况和会议形成的文件，公然指责说：工交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会上，张春桥还指着汇报人谷牧训斥道：“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正当谷牧在考虑该如何回答时，周恩来已经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他们的发言，明显直接针对周恩来，所举事例全都是周恩来直接过问和支持的。这一点，大家心里都十分明白。周恩来坐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一语不发，目光空空地望着前方，会场里的空气十分凝重。

    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施压下，周恩来、陶铸等试图通过限制“革命”来保障生产的努力，最终还是落空了。从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合法地进入工交、财贸、农业、科研等领域，“停产闹革命”风行全国。

    周恩来都找不到铁道部部长

    1967年1月6日之后，受“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影响，“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派性武斗盛行。1月22日，铁道部被造反派“夺权”，一时间，全国各地铁路、轮船交通呈现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但部长们仍被揪斗。

    1966年底，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就曾“失踪”了好几天，他被造反派揪走后藏了起来。连周恩来都弄不清是哪一派揪走了吕部长，是否安全。过了两天，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深夜里，吕正操却突然来到了西花厅，他瘦了一圈。当他发现玻璃橱里有只大橘子，拿过来便剥了吃，嘴里还说道：“我也造总理一个反！”他实在是又渴又饿。他不知道这是工作人员给总理留下的仅有的一个大橘子，准备在后半夜给总理吃的。

    周恩来见到吕正操后就和他讨论起铁路运输问题，当时周恩来正计划成立一个全国铁路系统联系总站，以保证铁路运输，打算让吕正操来抓这件事。但江青、陈伯达等人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先下手为强，就在吕正操要办这件事的当天晚上公开点了他的名，煽动造反派批斗吕正操。

    1967年1月13日，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吕正操的万人大会。正在批斗节节升级之时，周恩来闻讯赶到会场，眼一瞪，对主持批斗会的头头说：“你们不应该随便揪我的部长，吕正操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也应该让他工作，戴罪立功。”见造反派不敢再造次，周恩来把吕正操交给在会场下值勤的铁道兵战士，让他们护送吕回家，并一再叮嘱：“要保证吕正操的安全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准进家揪人。”

    2月1日，当周恩来再次接见铁道部革命造反派时，终于发起怒来：“再这样下去，我要把铁道部实行军事管理，你们这样做是玷污了二七传统的铁路工人的声誉！我给你们大小会开过7次，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不管在小道理面前、大道理面前都要抛掉一个‘私’字。”

    自“文革”开始后，周恩来就指示铁道部：“铁路上不论什么时候发生重要的事情，都要立即报告给我，不要怕影响我的休息。”他每天都要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了解铁路运输情况。不论哪个地方的铁路、航运发生了问题，周恩来总是不分昼夜立即处理。周恩来这种对交通命脉的重点维护，为减轻“文革”动乱对国家经济的破坏起了关键作用。

    （摘自《红墙知情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