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光

    150年前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的隆隆炮声将大清王朝的咸丰皇帝赶到热河“狩猎”，而咸丰则将京城的烂摊子丢给了自己的弟弟——时年27岁的恭亲王奕訢。几天后，攻入北京的侵略者悍然将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付之一炬。临危受命的奕訢亲历了种种耻辱，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的代价使内忧外患的帝国有了难得的平静。

    可能恭亲王本人也没有想到，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将会在大清王朝扮演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在历史浪潮的颠簸中，恭亲王站到了舵手的岗位上，极力维持着大清帝国这艘破败的巨轮缓慢前行，直至心力交瘁。

    回顾起来，恭亲王奕訢的一生确实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先是在与咸丰的储君之争中功亏一篑，被封为恭亲王后不久便受到咸丰的猜忌和排挤。经过与外国交涉的历练，勇于任事的奕訢开始奠定自己在政坛的地位。咸丰死后，他抓住机遇，同慈禧共同发动辛酉政变，控制了中枢机关，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成为权势显赫的铁帽子王。作为满清贵族中难得的有才识者，恭亲王奕訢几乎一手导演了随后30年间的王朝改革，可谓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从总理衙门到洋务运动，从近代海军到近代教育，使本已痼疾缠身的王朝居然出现了颇具声势的“同光中兴”，可谓居功至伟。

    遗憾的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奕訢始终无法摆脱慈禧太后的阴影，不得不一次次在宦海沉浮中挣扎，最终抱憾辞世。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奕訢，他的时代抱负和政治智慧至今仍值得后人思考。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处于急剧发展时期，中国却裹足不前。清朝军队虽然屡屡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蒙羞，但多数士大夫仍然顽固地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旧梦中，无事则空谈气节，有事则颟顸畏缩。即使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恭亲王，也是在极为艰难地实施满腔抱负。事实证明，在其一生的改革努力中，奕訢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保守势力的牵掣。他首先必须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谋生存，然后才能小心翼翼地为王朝谋发展，其代价便是个人命运的几番沉浮以及朝野舆论的毁誉参半。正如本书作者曾经感慨的：“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岁月如烟，那位曾经书写了一段传奇的恭亲王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过他的府第倒是在历经沧海之后得以保存。如今，在风景秀丽的北京什刹海西南角，有一条静谧悠长的街巷，当年门前车水马龙的恭王府就坐落在这里。作为现存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建筑，恭王府已成为中外闻名的旅游景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近些年来这里游人如织，但绝大多数看客都是为着恭王府曾经的主人——著名权臣和珅而来的。现在的人们往往会对虚构的电视剧趋之若鹜，却对真实的历史漠然置之，这恐怕要算恭亲王奕訢的又一重悲哀了吧。

    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曾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在浮躁喧嚣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体味这其中的含义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现今恭王府的管理者，我由衷钦佩雪珥先生非凡的历史见地。虽然雪珥自称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但他多年来始终以独特的视角致力于中国近代改革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其已出版的《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及《国运1909》等作品均引起了热烈反响即是明证。在雪珥看来，恭王府曾经的主人——恭亲王奕訢堪称是中国近代改革的源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本人曾多次前往恭王府实地搜寻资料，凭吊历史，最终写成《绝版恭亲王》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代亲王在那个云谲波诡的年代中的飒爽英姿和痛苦无奈……

    毫无疑问，恭亲王的传奇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绝版，但我希望像雪珥先生这样的杰出研究永远不会绝版。

    （《绝版恭亲王》一书已由文汇出版社于201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