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笛

    2000年11月，女诗人翟永明写下了她在柏林的最后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她第一次看到在二战中险些成为废墟的威廉大教堂，像一个饱受折磨的美妇人站立在柏林最繁华的一条街上，伤痕累累，风采依稀。她写下：“轻伤的人/从此拿着一张重伤的地图。”

    翟永明的诗是写给记忆的，城市与建筑的记忆，既不同于史实，也不同于虚构。她说：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柏林一样，以沧海桑田一样的城市肌理来记载一个世纪的变化。一条165公里长的真空隔离带将城市的身体一剖为二。一半涂鸦，一半艳妆，东西柏林的伤口被一个看不见的纱布裹在一起，其体内的脓水一直溃烂了若干年。

    看了周兵导演的纪录电影《外滩佚事》。那条包裹伤口的纱布，或者说是那条蜿蜒动人的历史江流，以性感而沧桑的姿态，撩开了外滩鲜血汩汩的创口。

    “外滩”这个意象在片中被赋予生命力，解说词做了第一人称的拟人化处理。鬼魅而低沉的男低音，让人想起《夜访吸血鬼》中在人间偷生400年仍芳华绝代、惊情狡黠的布拉德·皮特，年轻貌美如斯，讲述之神情却苍凉出世，五蕴皆空，它是被施与不老的诅咒、看透浮世烟云的暗夜之眼、冥冥之音。

    在它的话语中，赫德、叶澄衷、杜月笙、李香兰、周璇都是“孩子”，那些上海传奇人物的命运在它的眼中，和外滩开埠以来亲历过的所有霓虹与血腥、炮火与烟花一样，渺如微尘，随着流年泥沙俱下，经年冲积，不过是江底又一层薄薄的历史。

    而不可否认的是，“人”的传奇、创举以及政争、屠戮却对城市的肌理进行了深刻彻底的塑造与摧毁。翟永明说：城市是无辜的。它对战争无知无晓，对人事兴亡和江山更迭也无动于衷，对生死爱欲也茫然不顾。城市的所有沧桑繁华，气象万千，以及劫难损毁，都是人强加给它的。当我们回顾一段地方历史的时候，总习惯用人的故事去还原历史的生命力和真实感。而讲述人史，往往会从旧地和旧物说起，历史的质感从旧迹的死讯与生机中，重新焕发时光之泽。人和地成为一对双生的坐标，互为意义，历史就这样跃然纸上。

    在地理概念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城市。人，创建城市，又任意地摧毁它，并不把它当成生命。政治家所谓“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翟永明说，城市（一般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的文脉、历史、象征）在战争中受到的内部重创是被轻视的，是一种现实中的“轻伤”。

    所以，《外滩》的讲述风格，表面看来是“轻伤的城市，重伤的人”，其精神内涵实为“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历经劫难的城市，接受着自它诞生以来人的创建和戕害，又不计恩怨地安抚在它怀中长眠的生命个体，如果城市有生命，它该骄傲自己身不由己的长生不老，还是羡慕人类恣意妄为的脆弱苦短呢？

    如果外滩有生命，它应能感受到历史上一次次来自海洋文明的冲击，和从远古内陆高原奔流而下的大河气韵，两股洪流在它的静脉里疯狂地澎湃碰撞，或是馥郁交融，或是奔腾咆哮、血流成河。

    上海，就这样一次次从自己酷烈创痛的伤口上，完成了颠沛流离的全身大换血。

    每一座城市，都有着如此分明的性格，都自成一种传奇。

    仍记得两年前，在大学课堂上看到国内独立导演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和课上所有热血沸腾的学子一样，我震撼于影像追求真理的力量，和正辩历史的使命。从《大国崛起》、《成都建川博物馆的非常记忆》到《国殇》，能够感受到的是中国大众纪录片为客观历史思辨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诚意。主流历史观自古以来都以“人”作为出发点，只有文人墨客时而寓情于景，忆古思今。感怀着“物自盛而人自衰”“古人不识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念桥边芍药，年年知为谁生”“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在他们笔下，无情的是明月、芍药和杨柳，有情的，都已作古。殊不知，明月传恨有时，芍药含悲有时，杨柳垂泪亦有时。

    英国传媒学者约翰·伯格认为：在时间和历史合二为一以前，历史的变化速度是如此之慢，以至于个体认识到的时间流逝和历史的变化截然不同。如果我们相信如伯格所说，没有一种普遍认可的价值比人的一生寿命更长，那么我们能够欣慰地看到，历史永远可以被未来重新正名。

    此刻，城市的碑，振振有词地纪念着人的牺牲。沉默的历史，却以人作碑，以一种振聋发聩的寂静，纪念着城市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