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风雨《红灯记》：
还有多少往事鲜为人知
本报记者 焦 雯
编者按：10月31日，本报3版“纪事／副刊”刊登《〈红灯记〉的前尘往事》一文，讲述了样板戏《红灯记》的前身——电影《自有后来人》的创作历程，时隔50年，罗国士、沈默君这两位《红灯记》故事最初讲述者的名字，被知情者从尘封的历史中拭亮。然而，在当年那部署名“集体创作”的红色经典中，究竟还有多少个名字应该为我们所铭记？究竟还有多少故事不为人所知？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当年创排京剧《红灯记》的中国国家京剧院，与老艺术家们共同回忆、感怀——
那是1963年10月的一天，首都北京还沉浸在节日欢庆的气氛中，晴空万里、花团锦簇，中国京剧院的总导演阿甲急匆匆地赶往文化部，他刚接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电话，叫他去自己的办公室一趟。此时的阿甲并不知道，林默涵等待他去取的是一个剧本，而这个剧本，将改变他与周围许多人的整个人生轨迹……
这个有着巨大“魔力”的剧本，正是后来成为8个样板戏之首的《红灯记》剧本，由上海爱华沪剧团改编自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
谁创作了京剧《红灯记》
“剧本上谁的名字也没有，就是‘中国京剧院集体创作’！”
如今提起《红灯记》，我们能想起的是李玉和、李铁梅、鸠山，熟悉这出剧目的人或许能叫得上刘长瑜、钱浩梁、高玉倩……
然而，倘若要拂去历史的尘埃，为《红灯记》的主创人员们列一张名单，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导演阿甲与剧作家翁偶虹的名字，应该列在首位，正是他们二人历经艰辛，九易其稿，最终合力完成了对沪剧《红灯记》的剧本改编。
“还有李少春，当年李玉和的唱段、舞蹈动作基本上都是他设计的，李奶奶的（唱段）是李金泉给设计的，那可是下了功夫的，把英雄人物（的形象）一下子就给立起来了！”在中国京剧院，记者见到了当年在剧中饰演王连举的孙洪勋老人，他也是第一批参与《红灯记》创排的演员。已经74岁高龄的他，如今说起《红灯记》仍然是满眼满面的光彩。
与他同来的还有当年负责乐队编配的张建民老人，今年也已76岁，清瘦清瘦的他总是十分谦逊。“我原来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作曲，1964年京剧院要搞现代戏，需要一些新文艺工作者加入，刘吉典先生就把我叫来了。”谈到《红灯记》的音乐创作，张建民始终称自己是“打杂的”，“音乐方面一直是刘吉典先生领导的，李广伯也做了不少工作。”李广伯是当时中国京剧院的京二胡演奏者，由于李少春、李金泉都不会记谱，就由他来负责理顺、记录他们设计的唱段。
“刘吉典先生进了牛棚之后，基本就是李广伯在承担这事了。还有李劫夫，鸠山的唱段刚开始就是他设计的，后来江青嫌太好听，只能改掉。”回顾当年的创排过程，张建民不禁感慨，一出好戏是艺术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长期劳动的结晶。“那时人真是认真啊，什么都不为，全心全意就想把这个戏做好！剧本上谁的名字也没有，就是‘中国京剧院集体创作’！”
京剧“现代化”举步维艰
“这是一个艰苦的再创造过程，但也是我们在戏曲道路上前进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人们对建设现代化国家充满了热情，并且热切地期待看到反映革命，反映新生活、新气象的现代戏。于是，各个剧团开始进行各种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改革和尝试，比如加入西洋音乐，演绎现代人物等等。
然而，用已有固定程式且数百年来一直演绎历史人物的传统戏曲来演绎现代戏，绝非易事。
“同样是跑圆场，我们小时候是练勾着脚面跑，因为要表现舞台上的轻盈，如果演铁梅你也勾着脚面、压着脚步跑，那就太滑稽了。”已经68高龄的刘长瑜，曾因演绎李铁梅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和喜爱，演惯了花旦的她，眼睛里依然透着股少女的天真活泼劲儿。她告诉记者，京剧的“现代化”让他们经历了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
“我们学戏学的是四功五法，都是塑造古代人、古代文化的，演现代人就要将原来雕塑的那个模子去掉，可要克服这个，是很难的。”
刘长瑜坦承，自己演李铁梅也走过弯路。“比如铁梅是个小姑娘，按原来花旦的演法，是甜美的、笑眯眯的，踩着小碎步出场，但铁梅出场就不能这样，她要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恨，周总理在这个问题上就专门批评过我。”
“这是一个艰苦的再创造过程，但也是我们在戏曲道路上前进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刘长瑜说，“当然，这种体会、提炼，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我们好几个人，像杜近芳老师，把李铁梅的决心唱得那么声情并茂、发自内心，我没有那个功力，得学。最后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
在音乐的改良方面，张建民和他的伙伴们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戏里有《国际歌》，要表现气势，光民乐队肯定不行啊，后来就根据于会泳的经验，按照‘四三二一一’的编制加入西洋乐器，改成了大乐队，这在以前的京剧里是没有的。”张建民告诉记者，在这种中西结合的乐队中，既要表现出“西的气势”，又要突出京剧的“三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是很难做到的。“没有政治巨浪的冲击，实行起来很困难，习惯形成的阻力是很大的，所以说这是从思想上的革命到方法、技术上的革命。”
谈及当年试验的艰苦，张建民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趣事。加入西洋乐器后，乐队达到了 60人的编制。这个庞大的队伍先是坐在乐池里演奏，但这样一来，就在观众与演员之间形成了音墙，就要求把乐队放到后面去。结果，整个乐队只能挤在侧幕，不光搬道具的人上不去台，观众也听不清楚大提琴从后面发出的声音。若想让观众听清，就需要再增加大提琴，可这样又会在后场形成音库。怎么办？音乐工作者们左右为难。
这个时候，调音台和音响帮了他们大忙。“推一推、拉一拉，就可以调节各部分的音量了，这又进了一步。”张建民称，正是由于样板戏的推动，调音台、音响和试音开始为戏曲工作者们所重视。
戏里戏外的悲喜人生
“当时只要说错一句台词，或者耽误了点时间，就成了‘破坏样板戏的内部敌人’，要开集体大会批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灯记》被列为十大样板戏之首。然而，这出样板戏的大多数创排者，却并未和自己的作品一道成为革命的“样板”，相反，他们因此经历了自己有生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李少春和阿甲、刘吉典等因抵制江青不合理意见被打成“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挨批挨斗，受尽屈辱。
刘长瑜因出身问题而被打成“狗崽子”“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停止了演出。为帮助她，周总理在一次200多人的会上有意识地说：“刘长瑜跟我一样，是旧官僚（家庭）出身，但她现在也跟我一样叛逆了她的家庭。她演的《红灯记》是革命的戏嘛。”因为总理的这番话，刘长瑜虽然仍在挨整，却一直在演李铁梅。
高玉倩被造反派打成“特务嫌疑犯”受到迫害。后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才得以解放，并扮演了后来电影《红灯记》中的李奶奶。
袁世海也被江青一伙赶下了舞台。他演的角色鸠山被人顶替，仍然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袁世海才得以重归舞台，继续参与《红灯记》的演出，只是被要求“不挂名、不谢幕”。
与同伴们的遭遇不同，钱浩梁有幸成为了这出样板戏里唯一的“样板”人物。李少春被关押后，李玉和正式由钱浩梁担纲演出，他的名字也根据江青意思改为“浩亮”。他根据张世麟（当时也关押在牛棚）的意见将京剧《铁笼山》等传统老戏中的磋步（碎步）等步法身段引进《红灯记》中李玉和受刑一段，效果颇佳。由于形象英武高大，颇具英雄风范，钱浩梁所饰演的李玉和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江青对这位憨厚的年轻演员颇为赏识，钱浩梁接连得到提拔，并于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成为文化部副部长。那时平步青云的还有于会泳，他原为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专攻民族音乐，对京剧程式、唱腔尤其内行，由于当年为《海港》、《智取威虎山》设计唱腔而得到江青的赏识，遂升任文化部部长。
对于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来说，那段日子仍然像一段噩梦一样，难以抹去。“当时只要说错一句台词，或者耽误点时间，就成了‘破坏样板戏的内部敌人’，要开集体大会批判。”刘长瑜告诉记者，当时自己由于长期过度紧张，一度患上了神经性皮炎，而另一位演员因为说错一句台词，惊恐过度，就此患上了心脏病。
复排：回到人民手中的珍宝
“《红灯记》就像一个人民创造的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术品，被坏人拿去了，现在又回到了真正的创造者手中。”
十年浩劫结束，“四人帮”倒台，阿甲等人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与此同时，样板戏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文革”结束后，样板戏一度停演，各个剧团都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恢复传统戏。“再不恢复就没有了，全忘了。”孙洪勋说，但还是有许多群众想继续看这些样板戏，“有些年轻人对现代戏就是有感情”。
1987年，为纪念阿甲从艺60周年，有人提议将《红灯记》作为纪念演出中的一个剧目复排，张建民正是这次复排的音乐组组长。“压力很大啊，有人说我们是“四人帮”的信徒，搞复辟，我们心里清楚得很，《红灯记》就是人民的财产。”
张建民的压力还来源于乐队。复排《红灯记》，剧本、服装、布景都没问题，演员也都能演，就是音乐成问题——中国京剧院已经组织不起当年那样一个“中西结合”的乐队了，假如只有民乐队是根本无法演出的。
最后，张建民想到了MIDI，用录音来代替大乐队，“主要是《国际歌》这块需要西洋乐，历史上这首歌是声乐曲，不是器乐曲啊，我就想到了用人声，结果一炮打响！”张建民从总政歌舞团请了4位歌唱演员分别演唱4个声部，录成一个四重唱，然后将这个母带叠加起来再录一遍，这样反复叠加下来，最后形成了百余人合唱的效果。
这一年，《红灯记》原班人马（李玉和一角由孙岳出演）时隔多年重聚舞台，完美地重演了当年这出经典作品。
现任中国国家京剧院副院长的尹晓东，也见证了当时的盛况。“我那时在北京读书，确实是盛况空前。走廊上全站满了人，演员在台上唱，观众就跟着在下面哼唱，连什么时候念什么台词都记得清清楚楚。记得当时演员谢幕谢了很长时间，观众都不让他们离开。”
张建民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一演完，他们就拍着我肩膀说，这个合唱很好，很有感情，我当时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总算实现了。”贺敬之看完戏后感慨地对他们说：“《红灯记》就像一个人民创造的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术品，被坏人拿去了，现在又回到了真正的创造者手中。”
张建民告诉记者，当时一些人不支持重排《红灯记》，对他的工作不予配合，但3个理由让他咬着牙做完了这件事：“要培养年轻演员不用《红灯记》用什么？要纪念抗日战争不用《红灯记》用什么？纪念阿甲、翁偶虹这些老艺术家不用《红灯记》用什么？”
风雨五十载 谁仍坚守
如今，《红灯记》又活跃在了全国各地的舞台上，在许多人心中，它已经从“革命”的样板戏变成了“怀旧”的样板戏。
从《红灯记》在京剧院复排至今，一晃又是二十余载。如今，《红灯记》又活跃在了全国各地的舞台上，在许多人心中，它已经从“革命”的样板戏变成了“怀旧”的样板戏，中年人希望在它的旋律中找回逝去的青春，年轻人则试图通过它来了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种种。
“我们院的一、二、三团都排了这个戏，前不久还在国家大剧院演了好几场，都是年轻演员演的。我给北京京剧院也排了这个戏，他们说到各地去演出，人家总问，你们有没有《红灯记》……”孙洪勋的脸上挂着满足宽慰的笑容。作为这部几乎无法逾越的经典之作的全程参与者，他对《红灯记》有着太深的感情，退休后又返聘至院里，至今仍在对年轻演员们进行经常性的指导。
刘长瑜也仍担任着院里的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职务，并常常亲自教授年轻人，从如何吐字、发音、走步等一点一滴开始。张建民则一直在中国戏曲学院作曲系带研究生。而已经84岁的高玉倩除腿脚不便，需要靠轮椅代步外，精神尚好。当年负责作曲的刘吉典、饰演磨刀人的谷春章、饰演侯宪补的曾韵清也都还健在。
但当年编剧的翁偶虹、阿甲，扮演鸠山的袁世海，扮演小伍长的刘鸣啸以及担任美术的郭大有、赵金生等都不在了。音乐方面损失最大，原班人马中，鼓师、琴师和京二胡演奏者都已去世。
更多的人或许想了解钱浩梁的近况。“四人帮”垮台后，钱浩梁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隔离审查5年后，又重新回到中国京剧院等候分配。而于会泳则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杀。
1983年，钱浩梁被调往河北省艺术学校执教，后因身体原因返回北京。
2001年6月，袁世海、高玉倩、刘长瑜、钱浩梁、孙洪勋等当年参演过《红灯记》的原班人马又再度复排了这出戏，这成为戏剧舞台上原剧组重演剧目跨时之最。
据说，因为得过脑溢血，钱浩梁目前的腿脚不大灵便，平常不多出门，更不愿接受采访，只跟少数几个故交有简短的电话交流，他希望人们忘记他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