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鸣奋
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孜孜不倦地对文艺与科技的关系加以探讨。但在十年动乱期间，文艺和科技都备受挫折，有关学术研究被迫中断。从1979年起，《上海科技翻译》、《中国科技翻译》等刊物陆续发表了不少从语言学角度探讨的文章。
此时，第五次信息革命方兴未艾，国外有关论著陆续被介绍进来。例如，《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1年第7期译介了达尼尔·格拉宁的《文学和科技发展》，引导人们思索这样的问题：“新技术——控制论、自动化生产、计算机和宇宙航行器等和文学、艺术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两者究竟是谁依靠谁？谁影响谁？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究竟有没有用处？科技发展能不能用某种方式来影响艺术家？”答案是双向的。
作为新方法倡导者的林兴宅在《关于文艺未来学的思考》一文中，用以下3句话勾勒了艺术的前景：“科技革命的发展，艺术的地位将有一个大的提高，艺术的观念将有一个大的转移，艺术的方法将有一个大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末至 90年代受到重视
自1987年以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每年举办国际科学学术会议都邀请画家根据会议的科学主题发挥作画，并在1993年和1995年分别与炎黄艺术馆、科技日报社合作举办了“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不少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很关心事业的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认为：“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95年12月13日致函浙江舞台电子技术研究所俞健所长，表示因“我国的一项大有前途的第五产业（文艺产业）即将在祖国大地上发展起来”而“深受鼓舞”，并建议：“中国的第五产业必须做到：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决不能办成官营的，一定要政企分开。”在他看来，继农业、工业、服务业、科技业之后兴起的“第五产业”，是为文化服务的经济事业，或称“文艺产业”。
要论90年代文艺与科技持久学术联系的建立，不能不提到浙江舞台设计研究院主办的《艺术科技》。它自1993年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艺术科技的文章，其中夏侯炳关于我国定音鼓、磷光画、走马灯、十二平均律、铜洗和驻波等中国艺术科技的“世界第一”的选介给人以深刻印象。
此时，第五次信息革命的影响正在深化。西方有关数码艺术的研究成果陆续被介绍到我国，既促进了电脑音乐、电脑美术以致网络与多媒体艺术的起步，又激发了某些学者创建电脑艺术学之类新学科的冲动。
不得不提的是，这时，汉语网络文学由我国留美学生首创，传播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相关研究成为当代文论的新分支，典型代表包括中南大学文学院这样的研究团队。这些新技术、新媒体和新作品蔚为大观，对传统的文艺观念构成了挑战。有鉴于此，感到不安的人们提出了“科技和艺术：谁决定电影”之类问题，似乎它们是竞争的对手。这种不安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上升为焦虑。
本世纪初的争论
2001年11月1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首届“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甚至“火药味十足”，尽管对抗的一方——科技专家缺席。科技与文艺相互渗透是否会产生副作用？这是董学文、毛崇杰等著名文艺理论家不断思索的问题，也为相关媒体所重视。
《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专门组织稿件，阐述“科技腾飞与艺术终结”“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与文艺的生态危机”等观点。相关文章从西方借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从理性的角度批判文艺的技术化、产业化。
与此同时，也有些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例如，姚鹤鸣发表《法兰克福学派文艺技术化批判的批判——兼论网络文学存在的合理性》，指出：文艺的技术化毫无疑问与传统的文艺观相悖，但从另一个方面观察，它又能够促使文艺发展，促使文艺功用目的真正实现。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不是截然对立的。网络文学正是这两者矛盾对立统一在崭新时代的产物，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体现了真正的创作自由，拓展了创作的空间，为多种艺术样式的融合提供了可能。
未来是一场博弈
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学者呼吁“让科技与艺术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如今，这种要求不仅见于艺术教育中“电子音像”“动漫游戏”之类科技含量较高的专业，而且见于相对传统的语言文学学科和艺术学科；不仅见于直接为文艺服务的舞台设备制造之类产业，而且见于相当高深的科学研究领域。
60年来，许多科技院校开设文学系、艺术系，许多艺术院校开设计算机课程，还有许多院校设立了艺术科技中心等机构，建起了科技艺术中心、科技会展艺术中心等大楼。让学校和少年宫成为艺术教育的摇篮、科技培训的殿堂，让科技人才学点文学艺术、科技课教师加强文艺修养，让文艺人才熟悉科学技术、文艺理论家能够运用软件工具，已经是时代的呼唤。
60年来，我们可以在许多文艺作品中看到有关科技畸形发展导致严重社会后果的警示；在不少理论著作中读到对于科技崇拜会危及文艺应有的人文精神的提醒；可以在许多技术发明中看到使传统文艺工作者丧失原有地位的危险；在不少计量研究中发现当代西方美学所说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价值理性与科技理性的对立。尽管如此，文艺与科技毕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的分化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分工所致，时代的发展正在创造冲破上述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狭隘眼界的前提。
值得欣慰的是：熔文艺与科技于一炉的新型作品（如混合现实戏剧、基因艺术、交互性幻想系统等）已经在文艺和科技的互动中诞生，超出社会分工束缚的新媒体艺术家、“数码精英”正在文理综合教育中成长起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正在融汇为科学人文主义，应对世界性危机的必要性正成为增进跨文化、跨领域、跨学科协作的契机。我们将满怀信心地期待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