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蛮子

    据报道，刑法拟增设“危险驾驶罪”，醉驾不论情节均处拘役。由于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所以该罪名对醉驾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因此，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加上“情节严重”，以免扩大打击面。

    循着这一话语背后的逻辑，我们发现在中国有两种“公民”：一种是普通公民，另一种是加上“公务员”标签的公民。一个普通公民醉驾入罪了，损失无关紧要；而另一种公民——公务员醉驾了，在犯法之后还要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兹事体大，“后果很严重”：官员一旦闹起情绪来，则社稷堪忧了。

    古有“王子与庶民同罪”的民本思想，今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司法原则，但“醉驾入罪对公务员不公”背后所暴露出来的特权意识，着实让人不寒而栗。

    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因其手中掌握公权力，对这一群体的职业规范和道德要求都高于社会一般水平。因而，作为公务员，理应做守法和遵章守纪的模范，为社会率先垂范。遵守法律是人民群众对于公仆最低、最基本的底线要求。如果明知醉驾违法，还要无视法律而为之，公务员醉驾本来就是“后果很严重”，公信力也会受损。这样的公务员显然是不称职的。将害群之马清除出公务员队伍，既使公务员队伍得以净化，又加快了公共职位的流转速度，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何来“不公”？

    其实，真正“后果严重”的是一些委员所说的在量刑上要考虑情节。“情节严重”具体怎么界定，由谁来界定，其界定的程序又如何设置？显然，这些问题太过于模糊。根据过往经验，一些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在涉及公务员这一群体时，往往会遭遇重重阻碍，或者被无形架空。近有新拆迁条例，稍早一些有物权法。所以，所谓的“情节更细化”，要加上“情节严重”，很可能会沦为公务员醉驾时规避责任、法外开恩的“护身符”，最终使“醉驾入罪”沦为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