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秋到一九七○年秋，我在向阳湖受到了结结实实的劳动锻炼。

    那时当地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文化部不文化，干起活来挺泼辣”，就是我们这一批人干体力活的写照。不知是文化人自撰的，抑或是农民顺口编出来的？又不知是由衷的夸赞，抑或是变相的嘲讽？出处勿论，所述属实：文化人应不再“文化”，该用干活来“洗心革面”了。

    况且，长期从事脑力劳动，一旦全身心地投入体力劳动，也是一种“解放”。许多人很快地就适应，就转变得“挺泼辣”。不愿泪往心里流，宁肯多出几身汗，谁不想在“五七”路上得到一个好鉴定，以利“赎罪”或有助“前程”？我就曾幻想过，既然称干校，总有毕业时，经受劳动的考验，便是“改造”的证明。

    于是，“五七”战士的劳动强度，远远超过了农民的负担。咸宁秋冬，雨多路滑，农民已经进入休闲，“五七”战士则奉行的是：“大雨大干，小雨小干，不下雨拼命干！”

    六千五百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里便修筑了起来——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攀上陡坡的。

    一千八百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踏碎冰凌拉犁奋进的。

    不到半年，环湖的一座座山坡上，一幢幢红砖房屹立于一丛丛翠绿的竹林中。干校盖房所用的细沙和土坯，大都是由中国作家协会所组成的五连战士，在河湾，在旷场，一锹锹挖出来，一块块打出来，一箩箩筛选的，一片片晾干的。每逢落雨，一切能当苫布用的东西，全都盖在细沙与土坯堆上，战士们淋着雨仍奋战不息，要的就是这种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然而当地农民对这种精神很不理解：又不是“双抢”怕误了农时，何必要下雨天去筛沙呢？雨水淋湿的沙子，如何能够筛得好，岂不是白耽误了工夫么！待到天晴日子，反而不干农活，关在屋里开“批判”会，这就更让人觉得奇怪了。因此，确实出自农民之口，又显然是嘲讽的顺口溜，在“五七”战士当中流传开来：“小雨小干，大雨大干，出太阳不干——搞大批判。”

    事实上，农民对于围湖造田，从根本上就不理解。这里原是一片沼泽荒滩，古时人称云梦泽，现代名叫关阳湖。所谓关阳，是为泄洪，长年累月蓄水无多，长江汛期汇聚汪洋。干校筑堤坝，把它围起来，改名为向阳湖，实际上没了湖，一旦长江大汛，洪水泄往何方？就在堤坝筑成不久，堤外出现一道深沟，深沟水夺去了房东家的小孙女。老人哀叹：要是没有堤挡着，这点水淹不死人的！

    对于北京的干部到这里来这样“改造”，农民更是不以为然，有一件小事，足可以证明，“干校”在老百姓心中，简直就是一头“怪物”——

    “五七指示”本来是对“老弱病残”网开一面的，然而执行起来则要所有的文化人“连锅端”。上至年近古稀的老者，下到幼儿园里的孩童，全都被流放了。对于实在无力承担重体力劳动的，不得不给一些照顾，让他们去帮厨、种菜、值夜班、放鸭子……

    陈白尘在干校便当了两年“鸭倌”，跟鸭子结下了深厚情谊，以至于他后来写散文《忆鸭群》，开头先说：“三年半干校生活中，是谁和我相处最久而又感情最深？是鸭子。”他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文学家的手笔，观察、描绘了鸭群的趣事、放鸭的乐趣。但我想他未必知道，那时当地农民是怎样观察和描绘他的。

    显然，有老农看出了他是个“大干部”，曾悄悄地向我探问：“他当官的时候，每个月能拿几多钱？”

    “三百来块吧。”

    “三百！啧，啧……三百就得去干三百的事嘛，怎么弄来放鸭子呀？啧，啧，啧……他的鸭蛋，一个该值几多钱啊！”

    “五七”战士的“挺泼辣”及其成果的代价，不仅是浪费着自己的宝贵青春，而且是在糟蹋着农民的血汗。

    崔道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