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涛
“国立克里姆林宫剧院”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周遭一簇簇东正教教堂的圆形金顶之中。由中国外交部、文化部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文化部联袂主办，中央民族乐团演出的音乐会，既是外交活动，也是文化活动。拥有5000个座位的观众席两侧，用彩灯铺出两国国旗，舞台上方横幅为中俄两国文字“《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10周年庆祝音乐会”。虽然场地巨大，但音响设施极佳。庆祝仪式于6月17日下午5点开始。
民族管弦乐《庆典序曲》的爽朗情味与多媒体画面中飘扬的大红绸子，让喜庆气氛漫卷全场。第二支乐曲是由俄罗斯指挥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延科执棒的中国民族管弦乐版的格林卡歌剧《鲁斯兰与留德米拉》序曲。毋庸置疑，音乐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两国艺术家的合作。民族管弦乐队与俄罗斯三角琴（巴拉莱卡琴）演奏家安东·茹科夫合奏的俄罗斯乐曲《货郎》，瞬间把音乐会气氛推向高潮。乐团到达莫斯科后，仅有一天排练时间，语言自然是最大障碍，但音乐家自有一套沟通方式。改编者赵东升拿起总谱边比划边唱，音乐超越语言的神奇便充分体现出来。中国弹拨乐器与俄罗斯三角琴，同样具有撩拨人心的颗粒性音响。短小前奏中柳琴和中阮的“大珠小珠”飘落时，观众已经陶醉于熟悉的浪漫颗粒中了。中国乐器最丰富的弹拨乐器再现俄罗斯的相似音响，使旋律充满妩媚。每次三角琴的点击都像一组响亮的鼓点在乐团中心敲响，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呼应，摇为一片铺天盖地的落珠。
俄罗斯大提琴手斯塔尼斯拉夫·杰格佳廖夫与李源源共同演奏二胡、大提琴与乐队《菊花台》。让22岁的俄罗斯小伙子了解当代中国流行歌曲，确实有点难度，但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告诉他，大提琴与二胡对话，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对话，就是《天鹅湖》中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对白，金发碧眼的小伙子瞬间领会曲意，与李源源双双“入境”。当二胡与大提琴的白色琴弓向一个方向拉动时，中俄文化的界限不复存在。
乐器和组合是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其独特音响和情味，是中国人表达心声最直接、最深情的方式，俄罗斯人民也是通过这些音色认识中国的。笛子独奏《牧民新歌》（王次恒），琵琶独奏《送我一枝玫瑰花》（吴玉霞），笛子、唢呐与乐队《美丽的雪山》（冯晓泉、曾格格），都让俄罗斯观众深度领悟中国式的倾诉。
皮亚特尼茨基国立模范民间合唱团表演了俄罗斯民歌《伏尔加河峭壁》和舞蹈《嗷，我起得有点早》。小调和声具有的深沉和略带伤感的涩重，具有沁人心脾的穿透力。记忆中的俄罗斯文化总与一批伟大音乐家的名字和风格浓郁的俄罗斯民歌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相当程度上源自没有国界的音乐，也可以说，中国人的俄罗斯情结总与音乐紧密相连。这些歌曲让剧场里的中国观众领略了主人的情怀。
音乐会最后一曲，是中央民族乐团为皮亚特尼茨基国立模范民间合唱团伴奏《卡林卡》。此曲在俄罗斯有口皆碑，如同《鲁斯兰与留德米拉》序曲，形神若非惟妙惟肖，便会招致东道主对做客团体整体水准的怀疑，尤其是在听得见心跳的距离。全曲速度变化自由，忽快忽慢，散起后迅速加至急板。中国音乐家不负重托，高吟长咏，循声中节，奉上接下，如影随形。中国乐队、俄罗斯合唱，交相辉映；俄罗斯乐曲、中国音色，别具一格。最后，激动的俄方女歌唱家与指挥陈燮阳拥抱示敬。
我们常常疑惑音乐家是靠什么资源提高素养的，同台合作让人看到两国艺术家相互吸纳营养的渠道。中国音乐家认真倾听俄罗斯音乐家的演唱，俄罗斯音乐家则为中国同行真心鼓掌，携手比肩，相互倾听，默契到不辨彼此的程度。正如中方主持人耿靓与俄方主持人“俄罗斯人民演员”斯维亚托斯拉夫·贝尔扎相视时，两种语言的衔接和节律，如同浑然天成。
文化交流是点燃艺术家生命之火的导线，许多文艺批评家点评过相遇知音时的昂扬精神和碰撞火花的现场感，在著名剧场，面对知音，同舟共济，与自家表演简直是两回事，这就是艺术家如此看重文化交流的原因。近些年来，两国互办“国家文化年”的系列活动中有多项音乐交流，这些活动，生动亲切，影响深远，是把两国友谊推向最好发展时期的动力之一。这场音乐会就是落实中央关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具体行动，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国立克里姆林宫剧院的鼎力支持，使音乐会在主流场地产生了应有效应。
中央民族乐团纪念建团50周年的画册《锦瑟五十弦》中有两幅珍贵照片，那是1957年中国民歌合唱团（中央民族乐团前身）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首次为中国捧回国际比赛奖牌后的合影，中间站着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团长胡耀邦。50年后，国际地位和艺术地位已经今非昔比的文化使者再次站在同一地点。可以确认的是，两代音乐家同样充满了使命感和自信，他们不但把民族艺术阐扬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而且技术上也把异国情味模拟到绝不走样的程度。新生代见证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与腾飞，历史重合之时，两代人就把国乐演绎得灿烂辉煌。或许，音乐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能在一个相同地点的一场相近表演中，看到一个团体的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