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树军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年代，天安门犹如一个没有密码的“黑匣子”，蓄养了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首尾相连，却又面目各异。

    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由于“大跃进”时期不按经济规律盲目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由于中苏关系破裂造成中国在国际上的一时孤立和随之而来的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来的困难，这三年间，中国人民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一九六〇年，天安门观礼台上，无论是“五一”还是国庆节，再也见不到援华的苏联专家代表了。更让人惊奇的是在一九六一年的国庆庆典上，当年的“001”号战犯溥仪在观礼台上亮相，第一次参加了庆祝活动。中国政府特赦了一批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犯罪分子，这些罪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感召下，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改造下，经过学习和劳动，真正改恶从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尤其是满脑子封建思想的末代皇帝溥仪，也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巨大成功。溥仪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被特赦的，一九六一年正式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职务。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在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的关怀下，与一位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婚后，溥仪与李淑贤再次来到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六十年代也是出“星”的年代：“向雷锋同志学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英雄、劳模不断涌现。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热潮。接着，毛泽东又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宣传雷锋的先进事迹，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榜样；宣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为广大干部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宣传王进喜的先进事迹，为全国工人阶级树立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学习榜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需要英雄，也出现了英雄的时代，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王杰、欧阳海、“南京路上好八连”、草原英雄小姐妹……一个又一个闪光的名字在那个困难的时代闪耀，那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史诗，是那个年代无法掩去的人性的美丽。他们以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给中国社会以深刻影响，也塑造了整个时代的社会风尚。

    六十年代也是出“新”的年代：“半工半读”、红卫兵、红宝书、忠字舞、赤脚医生。新鲜事层出不穷。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在我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敌视中国的国家的核讹诈，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上下战胜困难的决心，也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风采：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越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而，当岁月的钟摆停留在一九六五年的时候，一场批判的“暴风雨”开始在“政治空气”中酝酿。尽管这一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十多万人拥向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这成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认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五一六通知”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

    新中国的航船在风风雨雨中驶入了疾风暴雨的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七年，一切都没有停止，历史的车轮一旦产生倾斜，惯性会使它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工人停工，革命！学生停课，革命！农民停耕，革命！一切全停，全部革命。这革命的方向就是“全面夺权”！这一年，八个样板戏开始推行，并代替了老百姓的一切娱乐生活。这一年特别值得庆祝的是中国第一颗氢弹于六月十七日上午八时二十分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这次试验是中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在核武器方面的又一次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九六八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许多大事。这一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其他一些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迫害。这一年，给千家万户的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的当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到一九七〇年年初，全国已有五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此后，每年都有上百万的知识青年走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这就是长达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这场运动涉及的人数之众多、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广，在中国和世界几乎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是在特殊年代采取的非常措施。这场运动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青年颗颗火热赤诚的心，让我们感叹、感动。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知识青年在艰苦的环境和国家、民族所处的逆境中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而离别北京时，或途经北京时，在天安门留个影，在那时是绝不可少的一件事。这个留影不仅是个人的历史记录，也是国史党史的记录与见证。

    而在新中国短暂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一九六九年那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特点。中苏不再口诛笔伐，而是兵戎相见。这一年的三月二日，珍宝岛上边防战士浴血奋战，谱写下壮丽的悲歌！但这一事件还不足以为这一年定下主基调。因为这一年的四月一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这次大会上，在这次修改的党的章程里写进了一个人的名字。

    九大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本身组织严重不纯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随之，共和国历史上、中共党史上最大一出难以言表的悲剧发生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郁郁而逝。

    在六十年代留给人们记忆深处最坚硬、最难释怀的部分仍然是那一场狂热的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九百七十一页，对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记述——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声誉，玷污了人民民主专政，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必须予以彻底否定。

    天安门见证了这场红色风暴的缘起和跌落。正是由天安门广场汇聚而成的红色海洋，当它以海啸般的能量向四面八方冲击的时候，一个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局面便像接力棒一样传递给了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