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   钱  力

    8月6日晚，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15位毫无电影制作经验的中国年轻人不用摄像机，只用刻刀和画笔在旧的16毫米胶片上涂画，拼贴出他们独立创作的电影短片。来自德国柏林电影工作室Labor Berlin的安雅·朵尔尼登和胡安·大卫·冈萨雷斯·蒙罗伊对他们一一进行现场指导与验收。

    应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的邀请，从8月4日开始，安雅和胡安在这里开设了名为“胶片未死”的工作坊，向中国影迷讲述他们眼中的独立实验电影，以及Labor Berlin这样的集体合作、手工作坊式的艺术创作。

    人人都能成为时代的导演

    8月6日晚，这群中国学生的作品和德国获奖实验影像作品一起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进行了展映。安雅与胡安所办的此次工作坊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希望我们的队伍能够发展壮大，我也希望有更多坚持使用胶片的中国电影人、艺术家及电影爱好者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中来。”胡安在讲座结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Labor Berlin中坚力量的实验电影人，安雅与胡安早在大学期间就对实验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纽约学习的3年里，安雅使用超8毫米和16毫米胶片制作了一系列纪录片和实验电影；胡安则创作了包括电影、行为艺术、视频艺术、动画和绘画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他的作品曾在爱丁堡国际电影节、维也纳电影人合作社、多伦多拉丁媒体艺术节以及众多画廊放映和展出。

    在参加Labor Berlin的创建过程中，安雅与胡安始终秉持着这样一种理念——“设备从简，大众参与”。这个在柏林Wedding区开设了空间的独立、非营利协会，从创会伊始就致力于推动一种自己动手、实验性更强的电影制作方式，为电影创作者提供一个交流经验、实践构想的平台。工作室实行会员制，定期向新会员介绍如何使用古董摄影机，并提供齐全的设备用于创作实验独立影片。此外，每个月这里还举办交流会和影片放映活动，供会员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我们想进一步扩展电影的定义，对于电影拍摄装置以及现场表演进行改进。”安雅表示，“任何人都能够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电影。”

    “举重若轻” 也是“举轻若重”

    说到实验电影，或许很多人会感到陌生。它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非商业性电影。所谓的实验首先是对于经验的发现。事实上，越是未被充分表达的经验就越缺少恰如其分的语言和形式，也正因此才有构造新的语言与形式的可能性。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副教授李稚田曾发表关于实验电影的言论说，“实验”一词带有点“前卫”的含义，容易让人产生几丝误解。但事实上人在做任何一件新的事之前，都要经历一个“实验一下”的阶段，对电影这样一个只有百多年历史的艺术品种来说，“实验”的意义就更为重要了。不仅新器材、新设备、新工艺、新技巧可以实验，连主题、题材、音响等都应该可以“实验”，也应允许“实验”。

    而因为胶片非常昂贵，安雅与胡安在制作每一段胶片的过程中，都首先经过深思熟虑。胡安表示，相对于数字电影而言，使用胶片创作能够使人更加专注于所拍的东西。

    在观影中，也有不少观众对于影片的播放效果产生质疑：仅仅凭借胶片，是否能够完整地诠释影片的超现实主义与抽象主义？但是从展映的几部影片来看，《TB的德州之舞》由激光喷印的波点纹样组成影片的背景，不同密度的波点产生不同的音高；《光芒》通过太阳与云朵、光与影，展现了千万年来自我重复着的不变的独特韵律；《假朋友》蒙太奇式地将神秘的线索编织在一起，展现了一种关于回忆与投射之间相互作用的诗化思考；《HJ》片中的黑色与白色各具生命且互不相容，轮流占据着整个画面，形象化地呈现了孤寂、困惑、变化和受孕……

    把深奥的东西用浅显的形式表现出来，抑或把人人所熟视无睹的事情用令人意想不到的角色和形式表现出来。Labor Berlin在创作中诠释了独立实验的“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

    关注中国实验电影的发展

    谈到支持举办此系列活动的初衷，歌德学院中国分院院长安德斯表示：“我们鼓励像”Labor Berlin这样的集体合作、手工作坊式的艺术创作，希望这种模式可以带给中国电影人一些启发，推动独立实验电影的发展。”

    此次来京举办工作坊，安雅与胡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在中国拓展Labour Berlin的受众。胡安表示：“在过去这些年里，实验电影在欧洲各地有了显著的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亚洲独立实验电影人的缺乏。我们希望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鼓励坚持使用胶片的电影人、艺术家及电影爱好者，并促进其群体不断发展壮大。”

    当数码摄像机充斥市场，电脑成为剪辑作坊，数字电影大量生产。有这样一种电影，平直朴素，却华丽多姿；不事张扬，却彰显魅力。它的背后，站立着一大批有着人文理想与社会关怀的独立实验电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