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青
近日，在网上读到徐光耀先生在孙犁先生逝世后不久所写的《追思孙犁老师》一文。读后，深为两位文学前辈真挚的友情所感动。文中提到，徐光耀先生共收到孙犁先生四十八封信。这些信，我都读过。孙犁先生的作品集《曲终集》收录了二十三封，书信集《芸斋书简》将四十八封全部收录。在读这些信的过程中，一封落款时间标注为“（九○）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曲终集》中，这封信排位第一；在《芸斋书简》中，这封信排位第三。通过反复的比对，认真的分析，我认为，这封信标注的年份是错误的。
据徐光耀先生在《追思孙犁先生》中记述：“一九六一年，孙犁大病一场，休养一段时间后，天津市委派了一辆吉普车，让他到想去的地方转转……他先到了白洋淀，而后来到保定……在之后的时间里，我领着他到处转。带他去看了我曾采访过的一位在洪灾中涌现出的很活泼的女劳模李桂花；又去了一亩泉、抱阳山，并在抱阳山的托山树下合影留念。我非常珍视这张合影……也正是这张合影，引发了我们的通信。他回天津后，我将照片洗出寄给他。他很快回了信……”根据文中所引用的孙犁先生回信的内容可知，孙犁先生写给徐光耀先生的这封回信，就是落款时间标注为“（九○）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那封信。需要指出的是，或是因为徐光耀先生记忆有误，或是因为此文编辑校对有误，此文中所说的“一九六一年”也是可疑的。文中云，徐光耀先生曾带孙犁先生去看他曾采访过的在洪灾中涌现的女劳模李桂花。在徐光耀先生的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一文中载：“在一九六三年……保定发了特大洪水，过后，被市委书记点名调出，命令写抗洪救灾的大型剧本。”孙犁先生在致徐光耀先生的这封信中云：“李桂花那个人物，确实可作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略其弱点，突出其舍身为人的精神，确实是很能感动人的。”又云：“很希望早日读到你写的剧作。”通过对照可知，当时，徐光耀先生正在创作那部抗洪救灾的大型剧作，并且，他为此已经采访过李桂花。可见，当时的时间应为一九六三年或之后。另，孙犁先生在《曲终集》中《寄光耀》一文中云：“一九六二年，我大病初愈，要回老家看看，路经保定。光耀那时还戴着‘帽子’，情况已经缓和，他陪我到保定附近的半亩泉、抱阳山游玩了一番，还给我照了几张相片。”这里所说的时间是“一九六二年”，与徐光耀先生所说的“一九六一年”亦不一致。这里，与徐光耀先生一样，或是因为记忆有误，或是因为编辑校对有误，孙犁先生所说的“一九六二年”同样是可疑的。同样，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当时的时间应为一九六三年或之后。
其实，对此问题，一些孙犁先生的研究者早就觉察了。比如，靳孙先生在二〇〇二年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就此给徐光耀先生写信求证。徐光耀先生在回信中写道：“（一）与孙犁的那次见面，确切时间是一九六三年，那年发一场特大洪水，所以才可能谈到救灾模范李桂花。孙与我的相关文章，都是记忆有误造成的。（二）与此相适应，与孙犁的第一次通信，也确在一九六三年，这在《纯粹的人——》（作者注：文章题目为《纯粹的人，纯粹的作家》）一文中，已把事实说清楚了。至于发表信上所署时间，我记得是编辑者错看或妄改（？）的。因不是太大的谬误，我不曾要求报刊发更正文。这个疏忽导致了您认为的‘矛盾’。顺便说一句，孙作《寄光耀》一文，也有某些记忆不准之处，但无关大体。”由此可见，徐光耀先生认为，孙犁先生写给他的那封信时间为一九六三年。
然而，孙犁先生在致徐光耀先生的这封信中还写道：“这两天翻阅浩然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这是有生活、有情节、有语言、有人物的作品，虽然我是‘跳’着看的，但很欣赏。”据查证，浩然先生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初版时间为一九六四年九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另，孙犁先生的研究者莫舍拉东先生在孙犁吧中发帖云：《芸斋书简续编》内有一封孙犁先生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日致冉准舟的信可为佐证，较详细地谈了这次到保定的经过，并且也谈到了小说《艳阳天》。孙犁先生在致冉准舟的信中写道：“我此次出门共十一天，在保定参观南大园、前辛庄两公社。去满城，过一亩泉，并游抱阳山。去安平，在老家待一天，路过安国，本拟去长仕、于村，以犹豫未果。在保定，该地文联同志招待，甚好……近读浩然长篇《艳阳天》（新出单行本），我觉得很好，有人物、有情节、有艺术、有政策。该同志在《红旗》工作，得有机会全面领会政策，并在农村工作一时期，似颇为努力。他的短篇我读得很少，得读此作，惊叹不已，也许是我自己少见而多怪吧。”由此可以断定，孙犁先生致徐光耀先生的这封信年份至少应为一九六四年，标注为“（六四）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比较准确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说明。徐光耀先生在《追思孙犁老师》一文中云：“大约是一九八六年前后，我读孙犁新出的集子，才知道他在‘文革’中两次自杀……进入新时期后……感到他的情绪仍不昂扬，甚至有时还陷在自杀的心境中。我很担心，于是就写信……这是中断了十多年后的再次通信。”据孙犁先生在《曲终集》中《寄光耀》一文中所述，徐光耀先生所读到的那部书是《无为集》，而此书初版时间为一九八九年九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又因孙犁先生对徐光耀先生这封来信的复信时间为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三日。所以说，徐光耀先生读《无为集》的时间当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之后至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三日之前。所以说，徐光耀先生在《追思孙犁老师》一文中云：“这是中断了十多年后的再次通信。”更准确的说法应为：这是中断了二十多年后的再次通信。因为从一九六一年或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八九年或一九九〇年，间隔已接近三十年了。
让我感到大惑不解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曲终集》初版时间为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当时，孙犁先生虽已封笔，但头脑清醒，为何《曲终集》中此信落款时间亦为一九九〇年？难道当时孙犁先生已经无心或无力校读了吗？以孙犁先生之认真之细心，若其校读，是不会出现这种错误的。
为避免今后此类错误的出现，我想对书信集的编者们提一个建议：如果对写信者的写作时间实在搞不清楚，完全可以用“？”代替。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样做比似是而非的臆想要好得多。因为这样做，读者心中明白，可以自己去推测，去查证，而不致误入歧途。
附：孙犁先生致徐光耀先生的信
光耀同志：
昨晚写一信，今日即收到寄来之照片，欣赏一遍，非常满意。明芳的已经妥为转交，希勿念也。
李桂花那个人物，确实可做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略其弱点，突出其舍身为人的精神，确实是很能感动人的。
这两天翻阅浩然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这是有生活、有情节、有语言、有人物的作品，虽然我是跳着看的，但很赞赏。这几年确是有些作家在努力，在进步。我们都不能固步自封，要看看其他同志的成绩，多加努力——这是我随便想到的。
很希望早日读到你写的剧作。明年春季我们去白洋淀转转吧。
敬礼。
孙 犁
十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