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春
喜欢看影视剧的观众，没有人不认识他——近年来在影视界走红的明星濮存昕。他当年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下乡到北大荒的宝泉岭农场。
一九五三年，濮存昕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苏民，对戏剧有着执著的追求，对濮存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濮存昕的孩提时代是在北京人艺的大院里度过的，所以他从小就与戏剧结缘。
濮存昕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读三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活动，就让他做一些表演，如朗诵革命诗歌等。
“文革”后期，毛主席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都纷纷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北京知青中，有办法的就在北京郊区及河北省各县就近插队，濮存昕却来到北大荒。一九六九年八月，他刚来到北大荒时，正赶上三江平原发大水，他和大家在水中捞麦子，艰难的生活从此开始了。两个月后，他已参加了架线营，架设通往虎林珍宝岛的国防电话线路，一架就是两个多月。
“沼泽地那么厚的冰用镐刨开，用砂轮打磨锋利的铁锹连泥带水带草根挖出一米多深的坑，插上线杆再和着泥水埋上，一天的活就干完了。由于穿棉衣干活不方便，一干活儿就全湿了，干脆就穿绒衣、绒裤下去尽快干，干完之后从坑里爬上来冒着寒风脱个溜光，赶紧穿上干的棉衣棉裤回营地，回去的第一个任务是抢位置，用汽油桶弄个炉子烤，不烤干的话第二天就只好湿着穿。东北的冬天已经寒风刺骨，野外干活都要喝酒。到那里才知道自己能喝酒，并且能喝那么多酒。”
六十度的“北大荒”，大半瓶下肚后照样干活，从此他有了个“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着站岗。站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两颗子弹。守着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围。它们是闻着食堂的肉味儿来的，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革命的事。心里还常滚动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挑落了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出版，濮存昕 童道明著《我知道光明在哪里》）
艰苦的知青生活，也有许多值得濮存昕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连长看他工作认真负责，就安排他去放种马。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死，可他却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他中午还能抽空回来睡一小觉。
在种马班濮存昕的生活很自在，经常跟师傅上山去打猎，下河去摸鱼，回到师傅家，就改善一下伙食，跟师傅喝上二两“北大荒”。在种马班还发生过一次险情，濮存昕在山上割草，马笼头脱了，马就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放的是一群怀孕的母马，要冲撞起来麻烦可就大了。要是流产了，就算事故。眼看着种马冲上去，母马一下炸了群，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他想给种马套上笼头，可马不老实。这时候种马班班长老张头，从马屁股后摸上去，趁种马只顾嗅母马，一步蹿上，用胳膊把马脖子抱住，张嘴就咬住马耳朵，马立刻老实了。
濮存昕在北大荒经受暑天“蚱蜢、大蚊、泥粘脚”的训练，冬天的“风鞭、雪刀、冰世界”的考验。濮存昕生得高大，同行的知青只要喊一声“濮哥”，他就把费力的活儿自己揽过来，铲大豆、抢小麦、刨冻土、锯大树，使他真正感受到“劳动创造人生”的价值。
濮存昕意识到自己不能荒废青春时光，他常常有意识地磨练自己的耐性，找来一大堆弯曲的锈钉子，坐在树阴下一干就是大半天，愣是把一大堆的弯铁钉一颗颗地敲直了。他被调入团宣传队后，经常和同伴们深入田间地头，为职工和知青们表演样板戏、对口词、快板书，很受大家的欢迎。业余时间，是篮球给了他无限的乐趣，摆脱了多少苦闷与烦恼。他深有体会地说：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愉悦身心，如果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运动，血液在畅快地循环，心脏在欢快地跳动，一切烦恼都挥之而去，烟消云散。
一九七〇年，濮存昕被调到团业余宣传队，在演的京剧《沙家浜》中饰演了第一个戏剧角色——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他唱不上去，只好请人幕后帮腔。当时连妆都是自己化的，那年他才十七岁。
后来，濮存昕当上了宣传队的副队长，开始负一定的责任了。有一年，他被团政治处从连队叫到了团里，团里领导说：团里没煤了，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到鹤岗煤矿慰问演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拉关系买煤。他说：“一个星期哪能排得出节目，再说，大家都散在各连里干活呢！”领导说：“不行，这是任务。你要是不干，就下连队去。”濮存昕心里很生气，但是他当时没有顶嘴，只用沉默抗议，心里恨死官僚了。领导后来也妥协了，他们说：“排不出新节目，老的节目也行。”一辆大卡车把宣传队的人都接回来，大家凑在一起商议，只有六天时间，到底能演什么。结果是，排几个新节目，弄几段老相声，最好再来个小话剧撑时间。正好有人看到《解放军文艺》上有个现成的剧本叫《苹果树下》，说的是辽沈战役打锦州，解放军渴死也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时间紧，大家分头做。濮存昕是导演兼主演，并负责舞美设计和制作。拉木方和豆包布做布景。搭老乡家的小破房子，门口苹果树的苹果是他用纸浆做成的，树叶则是用缝好的豆包布画上树叶剪下来贴到网子上，再把很轻的上好色的纸浆苹果挂上去。整夜整夜地画布景，忙得连台词都顾不上。领导审查节目，音乐都奏起来了，他那边词还没跟上，台上台下笑成一片。那位领导拂袖而去，但求煤心切，就这样让他们去演了。
濮存昕在北大荒干了八年后，完全成了“北大荒人”。后来，知青政策有点松动，一批批知青回城了，濮存昕离开北大荒时还有点恋恋不舍。
刚从北大荒回家，濮存昕洗去一脸风尘，换了件合身的衣服，遗憾的却是无事可干。那天晚上，人艺恢复排练，濮存昕站在舞台后默默地看人家排戏。
一九七八年，中国大地历经“十年浩劫”的磨难后，呈现万物复苏的新气象。二十五岁的濮存昕，迎来他最美好的时代，实现了他儿时当演员的梦想，心中的激动无法言状。
一九八六年，中国话剧界之鼎，京都最具实力的北京人艺，拟排演话剧《秦始皇父子》，缺一个重要演员扶苏。于是，人们想起了空政的濮存昕，就借他来演出。这一演，果然博得好评。
这以后，濮存昕在《雷雨》中演周萍，《天下第一楼》中演大掌柜，《哈姆莱特》中演哈姆莱特，《李白》中演李白，还上演了《天之骄子》、《阮玲玉》、《古玩》等剧，结果每个人物都演得颇具神采，濮存昕很快成为人艺的台柱子。
濮存昕现在影视作品不断推出，片约不断，可以说影视为他打出了知名度，使他有了大批的影迷。在他成长的道路上，首先是谢晋导演慧眼赏识他。那年，谢晋热衷于拍三国片，他悉心筹拍一部名为《赤壁之战》的影片，在北京选择演员时，特地到人艺会晤濮存昕。谢导演请他加盟《赤壁之战》，濮存昕早知谢晋的声望，很赞赏谢晋的人品艺德，一口答应。不料该片因故未拍成，谢晋也没忘记这位宁静、淡泊、谦逊、诚恳的小生演员。一九九〇年谢导演执导《最后的贵族》时，一下子想起了濮存昕，非请他出演陈寅一角，因剧中的陈寅是哈佛大学的才子，让濮存昕演有其难得的书卷气。
后来，濮存昕又与日本著名演员栗原小卷联手，演出了《清凉寺的钟声》。在电影《杨贵妃》中饰演王瑁。还在话剧《巴黎人》、《鸟人》、《云南故事》、《蓝风筝》、《与往事干杯》中担任主角。并在《正午阳光》、《中国姑娘》、《编辑部的故事》等多部电视剧中客串角色。一九九一年他荣获第二届中国话筒金狮奖，成为一颗影视剧三栖新星。
濮存昕说，要成为演员，而不是成为明星。成为明星容易，成为演员难。明星，可能在耀眼的天空一划而过，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而演员是要当做一门学问来做的。在近二十年的舞台生涯中，他演出了二十部戏，并且都是担任主要角色，成为北京人艺新一代挑大梁的优秀演员。
濮存昕为什么扎根舞台，舞台为何使他独痴情于这块方寸之地，他说这与他从小就在人艺的院子里玩，看叔叔阿姨们排戏演出不无关系。他的父亲苏民是北京人艺的著名导演，戏剧教育家，并且写得一手好书法，曾演过《蔡文姬》、《王昭君》、《雷雨》等剧目，导演过濮存昕主演的《李白》、《天之骄子》，在《鸦片战争》中，他饰演了道光皇帝，这对濮存昕的艺术熏陶有着重要影响。苏民原姓濮，名思洵，字苏民，可能与宋代的苏洵有点关系，祖上喜欢苏洵的人和文章，所以就起了这么个字。解放前做地下工作，一直用的是苏民，后来，叫习惯了也就一直没改过来。
一九九五年，濮存昕接拍了三十九集电视连续剧《英雄无悔》，饰演公安局长高天，他塑造的这个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安战线上的新一代公安领导形象，经过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产生了较大影响。当初，《英雄无悔》剧组所有编、导、制片等人在北京寻觅选择饰演高天的演员时，不约而同地写出了濮存昕的名字。这样一致的巧合感动了濮存昕，他接受了高天的角色。
在万众观看《英雄无悔》的日子里，濮存昕面对一片赞扬声，笑着说：“现在拍现实生活的戏，一定要拍到老百姓所关心的生活脉络上。远离生活，观众不接受，必须要反映大家关注的生活网络，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濮存昕的戏路很宽，由他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运河人家》，在北京电视台每晚一集与观众见面了，没有炒作，第一次扮演农民的濮存昕再一次被认可，观众说他“朴实、自然，感觉真的不错”。可有谁知道，就是在拍《运河人家》的那个冬天，数九寒天，濮存昕穿着单衣在寒风中光着脚丫卖西瓜，拍了个把小时，他竟没生病，这与他常年坚持锻炼是分不开的。
八年的北大荒生活，对濮存昕来说是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对他的艺术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说：“北大荒长时间的生活，是磨难，也是锻炼，大悲大喜能增加对人生的理解能力和承受能力。这对一个男演员尤其重要。男人的形象中应该有立得稳、提得起的气质，还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和面对困难的承受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