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毅如

    宝马车轻捷快速从机场向香港市中心驰去，车窗外五光十色的彩光一闪而过……

    我不时地观察着身旁驾车的小伙子。他活脱脱就是当年“西安号”的轮机手——大头虾——十多年来我一直寻找的童年时的大朋友。

    “我像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吗？”他的目光仍专注着前方。

    “像，太像了！”我由衷地赞叹。他不仅外貌酷似，而且那种眼观六路的机敏劲儿更像。

    “我爷爷还怕我接不到你呢！”他笑了笑，“我说绝不会的！”

    的确，我快走到机场出口处时，就看见接客人群的最前面，有人举着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欢迎我的字样，而落款却画着一只人头虾身的大头虾。这漫画形象设计还是当年我的恶作剧。

    当年我十岁，大头虾十八岁。

    一九四三年的暑假我最快活的去处，就是停泊在澳门内港码头的“西安号”货轮。小朋友喜欢到那里，不仅因为我们可以比赛谁敢从船头跳水，关键是水手大头虾喜欢跟我们玩，而且他玩的花样特别多，对我们也很友善。

    船长嘛？我早就看到过他，身材不算高大，但穿着一身海员服，英俊潇洒。有时他也会只穿一条游泳裤，从船头跃入水中游泳。他那发达的肌肉，飞燕式的跳水姿态，让我们赞羡不已。我们景仰他更重要的缘由，是听大人说“西安号”是在香港注册的，属于香港一家运输公司，去年“西安号”运货归来，听说日军占领了香港，船长不愿为日本鬼子服务，便驾船到澳门来了，一直滞留在内港码头。

    海边长大的孩子，十个有九个梦想要当船长。当船长就在身边的时候，敬畏之心又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不敢去接近他。没想到，机会却突然降临了，终于让我跟船长熟悉起来。

    一天上午，我刚游完泳，从软梯登上了甲板，大头虾就非要跟我比一比。

    船长笑眯眯地说：“你和大头虾比比谁能说出更多水泊梁山好汉的姓名，而且要带绰号的。”接着又说，“谁赢了，我请客。”

    结果我赢了，大头虾说了二十四个，而我说了四十二个。

    船长高兴地一拍掌：“走！”带着我们五六个小孩，还有大头虾，到了码头对面的日本料理店。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日式的寿司和生鱼片，也认识了料理店的老板谷板先生。

    船长三十二岁，谷板先生三十六岁。他们和我这个十岁的小孩怎么会交往起来，而且自此几乎每天会在一起盘桓几个小时呢？回想起来也是有点原因的。三个人都喜欢看明清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这部书的人物、故事是我们每天的话题。另外我们都喜欢象棋，他俩对奕时，我是船长的参谋，实际上是两对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谁不痛恨日本人呢？我当然不例外。开始我是很讨厌谷板的，但接触多了，思想情感也有些变化。他热情、彬彬有礼，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伸到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晚，日军化装成渔民，闯入世界公认的中立区，劫走了“西安号”。

    二十日晨，我闻讯赶到内港码头，昔日“西安号”的泊位已是空空荡荡，我再去看对面的日本料理店，居然也是空空的。谷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家了！”大头虾的孙子驾车缓缓向一栋三层楼开去。

    我看见楼前门灯映照下，站着一位老人向我们招手。他结实、粗壮，硕大的脑袋上全是白发。绝对错不了，他就是大头虾！

    “你别急，我请你来就是要给你说说‘西安号’的事！”我并没有开口，他抢先说了一句，然后对他孙子说，“阿添，没你的事，去睡吧！”

    “让我听听嘛！”阿添回了一句，目光却转向我，“可以吗？”

    我连忙替他说情，他爷爷终于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只准旁听，不许插嘴说话，然后把我让到他卧室沙发上落座。

    卧室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带床头柜的床、沙发、小圆桌、靠墙一排大柜子，墙角旁有一台冰箱。非常整洁，没有任何装饰品。

    就在我观察房间的时候，阿添却小声给我说个不停，我才知道他的父母早就移居澳大利亚，只有他和爷爷留在香港。原因是爷爷死活不肯出国。阿添也是海员，是个见习的轮机手。

    从我进房开始，大头虾就忙个不停，小圆桌上出现了几个冷盘：烧鹅、油炸花生米、卤牛肉、凉拌黄瓜。

    “来，上桌！”大头虾边招呼我，边对阿添说，“不准告诉你爸爸妈妈。”说着他像变戏法似的，将一瓶人头马和一碗小冰块放到桌上。

    阿添边从小圆桌下抽出坐凳边对我说：“爸爸妈妈叮嘱我，要照顾好爷爷，要监督爷爷，不让他喝酒！”

    “六十多年了……”大头虾激动地说不下去，而且眼里闪着泪光。

    “邓先生——”三天前阿添给我电话，我才知道他姓邓，但我一开口就被他打断了。

    “你别叫我邓先生，我也不称呼你周先生。你还是叫我虾哥，我也叫你黑猫好吗？”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六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人叫过我小时候的绰号，这样一来三人马上就融洽起来，距离完全消失了。

    这位老虾哥喝着酒开始讲述“西安号”被劫后的经历。我随着他的话语而心潮起伏，只是听，几乎没有主动插话，唯恐打断他的思绪。我没有做笔记，因为一开始我就打开了录音机。

    那天晚上，我从睡梦中惊醒，匣子枪口正对着我的头，随即被押上了前甲板。黑蒙蒙中我看见十多个人双手抱着头顶，蹲成一排，四周有几个穿便衣手握匣子枪的人看守着。我也被如法炮制，双手抱着头顶，蹲在最边上。我不时偷窥着，却没有发现船长的身影。

    “西安号”离开了码头，静悄悄地向前驰去。这时澳门市内响起了机枪声，弹道火光一连串闪过夜空，这是日军为掩护劫船而制造的把戏。

    “西安号”驰到公海时，我发现日军的巡洋舰在接应，并有一艘电扒（汽艇）飞速驰来，贴靠着“西安号”。货轮上的日军便衣立即要蹲着的人犯站起，驱赶他们下到电扒上去。其时，我在忐忑不安中看到，人质是几天前船长收留从香港逃出来的那一大家人。

    “我系船长的太太，你唔可以带走我！”突然人群中有个女声叫了起来。

    虾哥讲到这时，故弄玄虚地眯着眼问我：“你知道她是谁吗？”停了停自己回答说，“你叫她丽姐的，你还记得吗？”

    丽姐，我当然记得。她是个混血少女，十九岁，每天都会到“西安号”附近游泳。一天，我们发现她和船长一块儿去看晚场电影，还偷偷议论：船长和丽姐“拍拖”了。

    虾哥将剩下的半杯酒一饮而尽。阿添在他催促下又给他斟满了一杯。他又继续说了起来……

    丽姐叫嚷着与日军便衣拉扯时，一个身穿海军服的日本军官走来，用日语向便衣说了几句，然后带着丽姐走到我身前，却用广东白话对我说：“你也跟我走！”

    我大吃一惊，发现这日本海军军官竟然是日本料理店的老板谷板！

    丽姐与谷板的出现，大大震撼了我的心灵！老虾哥也感慨万分地说，他根本没想到谷板会是日本军官！我的好奇心及作为编剧的本能催促他继续说下去，他却说饿了。我看看手表已是深夜两点多钟了，我确实也饿了。阿添火速叫来了外卖，三大碗沙河粉，片刻就给我们吃光了。

    吃完后，老虾哥问我：累不累？要不要睡觉休息一下？我看他神采奕奕的样子，也反问他要不要休息，一切由他决定。他笑着说他憋在心里几十年了，巴不得一吐为快。他又继续开讲了，不过显然简略了不少……

    “西安号”并没有滞留，继续向广州方向驰去。

    船上只留下了船长、丽莎、谷板和我，另外有两名担当机房柴油机手的日本人。

    “西安号”停泊在广州期间，被改装了。甲板上漆上了很大的红十字，烟囱上“西安号”字样也换成了“大红丸”。对我们的着装也有要求，船长和我必须穿海员服，丽莎是洁白的护士打扮，谷板有时在军官服上罩上白大褂，俨然是个军医。

    “大红丸”伪装成救护船，实际是替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运输船，穿行在广州、海南岛、香港之间。“西安号”从此消失了。

    谷板有一天在驾驶室里很坦诚地对船长和我说了，自己的真名是佐佐木，是日本海军军官，在澳门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劫持“西安号”。特别强调船长和我不是军人，海员无国界，是被日军征用的，只管好本职的事就可以了。

    从一九四三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初，我们在三座城市穿梭航行，十分紧张，就是停泊码头装卸“货物”期间，我们还要做继续航行的准备。

    佐佐木表面上似乎很友善，但对我们监视很严，尤其是停泊时，几乎与我们寸步不离。不过船开了以后，他就很宽松了。

    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这条船经历过盟军飞机的多次追踪、扫射、甚至轰炸，多次险遭撞击水雷……可以说这条船有惊无险的原因：一是船长的沉着机敏、技术高超；另一方面甲板上的红十字无疑也起了作用。

    哦，我差点忘了说，船长和丽姐还在船上举行了婚礼。那是第一次从广州开到海南后，佐佐木一手张罗的。船长卧室布置成了新房，点了两支很大的红烛，贴了红纸剪的大双喜字。佐佐木还亲自下厨房，做了一桌当时可以说是很丰盛的喜宴。

    一九四四年的七月，丽姐生了个女儿，船长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和平。佐佐木知道了，当着我们面说名字取得好，还挺动感情说希望小平平能给大家带来好运，战争早日结束；还说战后他不当军人了，要去开料理店。

    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明白，希特勒完蛋了，日军也长不了啦！

    “唉——”老虾哥长叹了一声，抄起酒杯，发现是空的，自己拿过酒瓶给斟满了，又给我也加满了，“唉，胜利早半年来就好了！”

    我马上预感到不幸的事要发生了，脱口而问：“怎么了？”

    “不想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老虾哥猛地抄起酒杯，一口气喝了下去。他放下酒杯，我看见他眼睛里全是泪水……

    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一天，船刚停泊在海南岛的码头上，我就发现这次装船与往日大不相同：一个个大木箱往船上运，不仅码头上下戒备森严，而且连搬运工全是日本军人。佐佐木也接到命令，要这船做好随时都可以出发的准备。偏偏这个时候，柴油机出毛病了，最后查出来是气缸垫破损。于是佐佐木要船长和他一块离船去找柴油机零件，我和两个柴油机手继续清洗机器。等我完成任务从机器房上到甲板，一身油污，准备回卧室换衣服时，听到丽姐拼命的喝骂声：

    “你这畜牲！”

    我心知不好了，连忙往船长卧室奔去，接着又传来“啊”的一声吼叫，显然是男人的声音。

    船长卧室的门是半开着的，我冲了进去，被眼前惨绝人寰的场景惊呆了。

    丽姐和小平平都躺在血泊里，丽姐上身衣服显然被撕破，离她们只有一步远的地方，倒着一个赤裸上身，背朝天的日军，背上嵌着使他丧命的水手斧，军服上衣扔在一边。

    我转过身来，往外走，却遭受到一名日军迎头一击，就晕了过去。等我醒过来，才发现自己半卧半坐在驾驶室一角的圈椅上。我没有吭气，因为我看见佐佐木正跟手握轮舵的船长说着话。

    船在黑夜中航行着……

    “……我什么都如实地给你说了，战争的时间太长了，形势对我军越来越不利，人心涣散，军纪松懈，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没法安慰你，只是请你理解，战争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佐佐木说完了，船长没有回应，只是目视前方。

    过了片刻，佐佐木匆匆走了。

    我急不可待地走到船长身边，我还没开口，船长沉重地对我说：“我都清楚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船，继续向香港进发，一路上船长几乎一言不发。我预感到这就像火山爆发前的沉寂，但火山一定会爆发的！

    船，沿航道继续前进，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直到离香港还有不到十海里时，船长趁佐佐木去厕所的时机，悄悄对我说，他去买零件时，看见报纸上刊登了日军吹嘘说要以香港做桥头堡，与盟军决一死战。他还说现在船上装得满满的一仓货，肯定是日军的重要武器装备，而最后上船的将近四十名日军，大都是中高级军官。他狠狠地说，绝不能放过这些日本鬼子！继而叮嘱我，必须做好准备，在船离香港不远的地方，他会降低船速，要我趁夜晚偷偷下水，只要游一百多米，就可以上虎头滩。我说我不愿意离开他，要和他共生死。他眼睛一瞪，却说了一句：“你来掌舵，我要休息一下。”我一愣，发现佐佐木正走进驾驶室。

    我只好去握住轮舵，船也在继续前进。过了片刻，船长从圈椅里站起，走近我身后的佐佐木说：“你看，这前面是什么？”佐佐木循其所指，从驾驶室的玻璃窗向前面观看。一刹那间，船长挥起一把大活动扳手，向佐佐木头部击去，一下就把他打昏过去了。船长压低声音吩咐我，要我稳住轮舵。他一俯身就将佐佐木扛上了肩，迅速离开了驾驶室。大概也就一两分钟，他就回来了，马上接过轮舵，用我从来没听过的极严厉的口吻低声说：“你出去，等我船速一减，你就行动！”说完从旁边的柜子取出一件救生衣，抛给了我，并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命令！”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便穿上救生衣，最后看了他一眼，他握着轮舵，头也没回，只说了一个字：“快！”

    我出了驾驶室，刚到船舷边，船就减速了。我一跃而下，奋力向滩头游去，很快就上了岸，等我一直起身子，就听到船上高音汽笛拉响了，看见船头三盏强光探照灯也全亮了，显然船在高速前进。我知道，过了这虎头滩，航道两边全是盟军飞机布下的水雷，马上明白了船长要干什么！

    巨大的爆炸声中，船成了一个大火球。我放声哭喊着船长的名字。半个多小时后，一切都消失了，黑黑的夜空，显得格外宁静。我这才发现救生衣口袋里，有硬硬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油纸包里竟然是船长和丽姐抱着小平平的照片，还有两根沉甸甸的金条。

    老虾哥讲完了，我们都默默地坐在那里。我心里像灌了铅，沉重得透不过气来。阿添缓缓地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我们才知道一夜过去了，天已经亮了。

    我回到内地，每每提起笔，心里就激动得很，不知道该如何下笔……直到前不久看到报纸上一则新闻，说日本人又在钓鱼岛附近阻挠我国渔政船执行公务，妄图永久霸占自古至今都是我国领土的岛屿。我心里突然明白了，不要再顾虑用什么形式，写成什么作品。我只要把录音整理一下，如实地把“西安号”的事写出来，公诸于世，也就够了。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