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卫宁

    认识岭的时候，她在一家报社新闻部任职，因工作关系常通电话，但从未谋面，虽然两个单位距离很近。一个夏天去外地开会，相约在报社门口汇合，我俩才算接上头、对上号。

    那天为避免认错人，我说你若看见一个身穿大红T恤头带大檐棒球帽的，那就是我。她说你若看见一个身背大旅行包头戴近视镜的，那就是我。不消说，俩人在报社门口显得挺各色，一眼就把对方认出了。

    岭背的旅行包看来不轻，身子微微前倾着走过来。瓜子脸，小鼻子小眼小嘴，搭配一副大眼镜，微微一笑，秀气中透出一种说不出的大气。

    问她包里装了什么东西沉甸甸的，回答说除了几本书外都是跑步用的行头。

    “跑步？”我好奇。

    “我身体不好，需要跑步。”

    我上下打量她，见她胳膊腿儿挺壮实，不像有病的样子，“你哪儿不好？”

    她没说她哪儿不好，只说每天晨跑五千米，出一身透汗，冲一个热澡，烦恼皆无，身体倍儿棒，吃嘛儿嘛儿香，劝我也跑。我说我身体太瘦，属于那种能站着就不跑着、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的养膘的主儿，可不能自己累着自己哟！她笑了：“出差这几天你跟我跑吧！”

    第二天早晨五点半，门铃响了，是岭。运动衣，跑步鞋，全副武装，专业水准。

    岭步幅均匀，臂摆有力，眼视前方，心无旁骛。跟着她跑了没一会儿，我跟不上了，越来越慢，大步变小步，最后干脆小碎步走着，岭只好跟着我的步幅，最终跑步沦落为散步。我说跑一会儿不难，难的是一直跑着，跑五千米；一天跑步不难，难的是天天跑步，风雨无阻。她说她必须跑，一定要跑，不跑不行。

    我知道岭的不幸：怀孕，妊高症，没完没了地打点滴，全身肿大，面目全非。引产，九百克的儿子离她而去。休养，降血压。月子的两个星期后婆婆走了，三个星期后母亲走了，她们都是她至亲的亲人啊！在意外面前承受着“无功而返”的巨大打击，同时失去了抚慰和照料。没有鸡汤，只有泪水。岭再也不能生育了。她紧拉着我的手说：“宁，你知道我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吗？他是儿科大夫——儿科大夫！你知道他多么喜欢孩子啊！”

    这样的创痛，足以纠缠女人的一生。

    岭从那时起开始了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晨跑。奔跑中，她是不是把泪水化为了大汗淋漓，是不是把遗憾变成了大口喘息，我不得而知，我想那一定会的。岭说跑步治好了她妊高症的后遗症。

    一天，岭要去南方出差。“去南方干吗？”回答说考察办报的经验。“还背着那个大旅行包，带着跑步的行头？”“当然。一天不跑就难受就没法干活。”她受聘担任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大刀阔斧地实施改版计划，果然面貌一新。没有孩子的岭把这份报纸的副刊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一个晚上，我住的小区突然热闹起来，原来是岭的报社在搞“百部老电影进社区”的放映。这是她打造报纸文化品牌的一着妙棋。那天放的是一九八〇年拍摄的喜剧片《甜蜜的事业》。当我看见有五个女儿还一门心思要生儿子的唐二婶，看见有志男青年田五宝甜蜜地追求有志女青年招弟时，我想起了每天清晨大汗淋漓、大口喘息跑步的岭……我一直想问岭一个问题，但是我不忍心开口：“孩子没了，爱还在否？”

    岭开了博客，我时常去看，突然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我十分喜欢孩子，二十年前我大学毕业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儿科。上帝没有赐给我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却把大量生病的孩子给了我。这也许正是上帝之所以是上帝的伟大之处，他知道我喜欢孩子，他担心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会夺取我对其他孩子的爱，于是，上帝取走了我的小爱，让我拥有大爱、博爱。看着那些生病的孩子，我的心像他们的父母一样难受。有的家长说，张医生，你对我们的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知道说这话的家长有恭维我、感激我的成分，但我将把他们的话作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任何站到我面前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我爱我妻，我爱不属于我的每一个孩子。

    是岭的丈夫。

    我眼里溢出泪珠，急忙给岭留言：“什么时候跟你再跑五千米！”